第三个原因是原红1军团的干部对原红3军团干部的不尊重。王平上将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在哈达铺整编以后,从原红1军团调到第2纵队的团干部在各大队担任副职或政治处主任、总支书记等。这样安排是有用意的,是准备将来接替红3军团那些需要“重新武装头脑”的干部的。11大队政治处主任(据笔者考证,当时11大队没有编政治处主任,只有党总支书记),就是从1军团来的,大队的许多事情,他不向王平报告就直接向纵队汇报,有时还拿纵队的指示来压王平。他抓整顿纪律很积极,连长阮亭的连里有两个战士开了小差,他就提出应该开大会批斗阮亭,王平不同意,他就直接向纵队领导汇报。纵队领导打电话找王平,王平很生气,在电话中讲:“是政委领导主任,还是主任领导政委?要么把我调走,要么让他当政委,我当主任,我服从他的领导,像现在这样,这个政委我当不了。”纵队司令员彭雪枫知道后对王平说:“你们还是开个会,把开小差的问题讲讲。”谁知在会上意见分歧,连长阮亭反倒被抓了起来。

在战争年代,部队中发生的上述情况,本来是属于教育问题,有些还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从红1军团来的干部却把这类问题看得过于严重,认为这是对革命丧失信心的表现,政治保卫机关甚至提出来要在红3军团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对那些被认为问题严重的人要采取处死的办法予以惩罚。

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等“左”的意见一提出来,遭到了红3军团干部的强烈反对,黄克诚说:“某些干部战士表现得情绪不高,发牢骚,这与领导者平时教育不够有关系,同时有些领导同志脱离群众,不能以身作则,对下面有影响,不能够完全责怪下边的同志。个别同志偶尔违反群众纪律,固然是不对的,但还是应以教育为主,不能采取处死的办法来对待。我们刚刚走出草地,大家已经被拖得精疲力竭,目前的情况仍然十分困难,马上进行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很不适宜的。”

彭德怀听到这些问题后非常气愤。特别当听到一些“左”倾思想严重的人说原来红3军团的干部是“右倾”、是“十足的机会主义,要重新武装头脑”时,大声说:“讲这些话的人才是十足的机会主义!”

红3军团的问题引起了上级领导机关的注意,中革军委派罗迈(即李维汉)来审查干部。罗迈了解情况以后,在一次行军时对11大队政委王平说:“反映的情况不太对头。”他给原红3军团的干部逐一作了结论,认为3军团的干部年青力壮、工作积极、作战勇敢、革命坚决……算是给了红3军团官兵一个历史的交代。

矛盾激化,原红3军团干部受到压制打击

然而,尽管有黄克诚、王平等红3军团的干部不断地抗争,红3军团干部在整编中还是受尽了委屈,以黄克诚、张爱萍、王平、邓国清和管理科周科长等人为代表。

黄克诚是受压制的代表。由于他反对在整编时进行纪律整顿,很快就尝到了苦果。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部队开始整编时,上级拟派我担任第二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因当时有位领导同志(一军团的,可能是罗瑞卿)说我反对整顿纪律,历史上一贯右倾,不适合作领导工作,因而作罢。”最后改任政治部保卫局下面一个有名无实的军事裁判所所长。

张爱萍是被撤职的代表。据他儿子张胜写的《从战争中走来》一书中记载:长征后期,张爱萍任政委的3军团红13团划归1军团建制。一天军团通知连以上干部开会,由于红13团驻扎地离会场远些,张爱萍带人进会场稍晚。主持会议的军团政治部领导人指着张爱萍说:“看看,你们部队的作风一贯就是稀稀拉拉的……”“什么你们你们的!”张爱萍一听就火了:并没有迟到啊!怎么就稀拉了?于是,他脖子一梗,反问道:“是以先到为准,还是以表为准?”两个人当场就干起来了。当时,毛泽东、朱德都坐在主席台上。很快张爱萍就付出了代价。从会场回来后,军团就打来电话,要调他到军团政治部工作。张爱萍问去做什么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