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也讲述了她12年的监狱生活。她说，她最想念的是孩子们，尚未成年就经历了那么多苦难；最担心的是怕他们年轻冲动，干出傻事来。所以，孩子们每次来监狱看望，她总是要叮嘱他们一定要牢牢记住爸爸的嘱咐，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的事，绝对不能做对不起爸爸的事。王光美很欣慰地告诉我们，她生的4个孩子都很争气，没有做出任何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事。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在最困苦的条件下，他们都没有放弃自学，而且非常刻苦。当国家恢复高考时，他们全凭自己的实力取得优异成绩。平平当上了翻译，后又留学美国，在以后4年里共取得一个学士、两个硕士学位，并获得博士学位，创下该校历史奇迹。亭亭考入人民大学，后又成为新中国第二个考入美国哈佛商学院并获得硕士学位的人。潇潇以当年总分第二考入北京大学，后又保送德国攻读生物学硕士。我们采访时，源源刚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同我聊起毕业分配的事。作为少奇和光美同志唯一的儿子，他不打算出国留学，而是要遵从父亲的遗愿到最艰苦的基层工作，立志做人民的好儿子、多为人民办好事。他不肯去条件较好的东南沿海地区，而是选择父亲生前工作过、视察过、最后在那里去世的河南省，在父亲生前视察过的公社担任副主任，要替父母和家人报答河南人民的恩情。

连续4天采访初步告一段落后，宋文郁和我向杂志社编委会详尽汇报。尽管大家都是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但许多事实都是第一次听说，都非常震惊和感动，认为这是非常珍贵、非常难得、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回忆，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有力控诉，一定要“下决心搞好，下决心在第3期发，下决心给足篇幅！”

送审风波

采访全部完成后，宋文郁和我动手写初稿，连续奋战了一个多星期，共4万来字，排出大样送王光美和刘氏姐弟审阅修改。他们花了很大心血，非常认真仔细，字斟句酌，核对事实，补充修改，最后由源源定名为《胜利的鲜花献给您》。

大家都很清楚，这篇文章分量太重，必须送审。问题是怎样送审、找谁拍板，我们想走条捷径、打个“擦边球”。考虑到源源他们上面的“叔叔们”多，能不能由源源他们几个孩子出面，直接找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同志，恳请他尽快审阅，能有文字批件最好，口头默许也行，再送团中央审就好说了。源源他们都赞成这个办法。

我们正准备送审，1980年3月1日下午2时半，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同志打电话来说：“听说你们又抓了一篇大稿子，是专门写刘少奇在‘文革’中的事，送来我们看看。”总编辑关志豪和宋文郁立即赶去汇报有关情况。启立同志是团中央老领导，干校时和中国青年杂志社人员在一起，大家都很熟。他和蔼而又认真地说：“要发表这样重大的文章我们要过问，立即送文章清样给我和（李）瑞环同志看看。”我们立即照办。当晚8时，电话又通知关、宋到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处谈“刘稿”事，启立、瑞环同志在座。听取了我们情况汇报之后，韩英肯定地说：“ 书记处同志认为，青年社抓这样的稿子是好的，因为事关重大，一定要按规定送中央主管部门审稿。”并决定，由关、宋陪启立和瑞环同志一起亲自拜访王光美。

当时，毛主席纪念堂刚建好，少奇同志也还没有正式公开昭雪平反，特别担心这篇文章发表后，会引起青年人和群众对毛主席不满，怕出事、顾虑多是可以理解的。当晚9点半到王光美家，由启立和瑞环同志向王光美说明，团中央领导支持发表这篇回忆文章，因为事关重大，应按规定送中央主管部门审稿。王光美表示理解和赞同，同时也讲道：“我本人和孩子们至今都是非常崇敬毛主席的，写这篇文章是非常慎重、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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