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大外文系读了一年后转入历史系。因为我入校的国文、历史成绩引起阅卷教授的注意，拿我的卷子给傅斯年校长看，傅校长对我说：“你应该去读历史系。”当然别的老师也知道了。那时候我的院长、系主任兼教务长、校长三个人都让我转系，我还有什么话说呢？转到历史系以后，我照旧上外文系主要的课，像散文、英国文学史。

名师云集

“中央研究院”带去的人马都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兼课。我在大二开始，基本上就和“中央研究院”结缘了。我到二年级以后，就到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我在本科的时候是历史系为主，考古系为副，到研究生的时候就跨足两系了。我是文科研究所的第一个文科研究生。在台大，我兴趣广泛，选课加旁听，跨了四个系：历史系、外文系、考古人类学系和中文系。

从大二开始，我上李宗侗、董彦堂、李济之、凌纯声、劳贞一的课，常常一个人一班，都是一流的老师。说是特别照顾，其实也相当累，因为上一人班连打瞌睡的机会都没有，进度比较快，要念的书就比较多。我跟这几位老师，受他们的提拔、训练，至今感激师恩。

李济之先生是第一等聪明人。上课细密精致，纯学者的风度，做事和研究一样，一板一眼，行政能力强，井然有序，做得非常好。

沈刚伯先生也是第一等聪明人。沈先生是道家，看事情清楚；淡泊宁静，看上去好像是不在乎，但是有自己的原则。沈先生在学术上没有做研究，他教书真好，演讲口才真好，做行政是无为而治，但是大节绝不含糊，任了二十几年文学院长，稳定而进步，这就了不起了。当时行政上的事情也不少，对教授的聘用，对学生衣食住行的安排，对教员宿舍的安顿，都是麻烦事。他和国民党若即若离，使党没有办法。他不耐烦做细致的工作，述而不作，一辈子就写了三两篇文章。跟他一起开会，要言不烦，你满堂议论，他两句话就摆平了。

董作宾先生是另外一套的学者，我没有跟他学甲骨文，是学年历。他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纯粹凭自己的聪明才智，整出十个卜辞断代规则，使得我们对甲骨文的研究有迹可寻，而又从时间轴上，整理成年历，这是了不起的功夫。董先生的甲骨文研究当然不错，书法秀丽。甲骨以外的事情，他是不管的。他是“四堂”之一。“四堂”各有所长：罗雪堂是收集东西，认若干字，了不起；王观堂了不起，一点小线索能写一大篇文章来；郭鼎堂是在日本拿马克思主义来套出一个架构，这个架构在今天看来是不对的；董彦堂是真正掌握实际发掘出来的东西，而且从中间理出一个线索，可以驾驭这批材料，重建古史的功劳很大。傅斯年先生走了以后，是董先生做史语所所长。不久，李济之先生接掌所长。

李宗侗先生是法国训练出来的，学早期的文化人类学，他对比较文化研究很有独到之处，选他课的学生不多。他不想在学校上课，就派三轮车把我接到他家去，我常常一个人去他家，李卉有时和我同去，一部三轮车就坐两个人。李宗侗先生出身世家，是高阳李家后人。他从法国留学回来后，一面在中法大学教书，一面做故宫博物院的秘书长，后来就发生了故宫盗宝案，冤屈了他。本来跟他不相干，纯粹是国民党里的权力斗争。他是一个温厚的长者，学问很好，当然后来他就钻到中国古籍里面，把在法国学的东西摆在一边了。但是法国受的教育对他有影响，法国那时候是社会演化论，他的想法是每一个文化现象代表人类文化进展的一个阶段。这个单线演化论，我有些保留，不很同意。最近，我介绍中华书局出李宗侗先生文集，最有趣的是他的家传，还有李鸿章跟俄国签密约的文件，这是他家族的资料。他不太谈家事，但是我因为跟他的关系很深，所以我知道一些，他有一个儿子在东北，当时也没有到台湾。

劳干先生很聪明，世俗事务是不懂的。他记忆力强，悟性高，可读书以外事务的事情他没有机会学，也没有机会管，他觉得没有得到机会，所以遗憾。他的《居延汉简考释》是破空之举，编成一套套可用的材料。他研究汉朝典章制度，既宏大又细密，对小物件的考证是了不起的。他的古诗写得多极了，文章写得好。

刘崇鋐先生是谦谦君子，温和善良，在美国读了硕士，没有读到博士，后来一直做行政工作。他是一个长者，人也公正，所以在清华时代就做系主任，在台大做系主任、教务长，后来东海大学创立，请他做教务长。他们家是林则徐的亲戚。

凌纯声先生是搞地理学的，中国第一部民族学的调查，是调查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这部书是典范著作。后来他在西南领导史语所的民族组，做西南民族调查。但他自己最大的贡献是到台湾以后，对环太平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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