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及时把照会递交给了印方

尽管如此，我国政府还是做到仁至义尽。1960年4月，周恩来总理怀着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在印度国内的一片反华喧嚣声中飞抵新德里，与印度政府进行谈判。其后，根据两国总理的协议，中印官员又分别在北京和新德里举行了两次晤谈。但是，由于印方不顾事实，肆意歪曲边界问题的历史和现实状况，并为印军的侵略行径无理辩护，所以几次会晤谈判均未取得一致意见。

自1962年4月起。印军变本加厉地采取侵占行动，从西段到东段连续侵入和占领中国领土。9月，印军第九旅竟然进一步越过“麦克马洪线”，侵占了该线以北的克节朗地区，并进攻驻守择挠桥的中国边防部队，打死打伤中国官兵四十七人。同时，印军在中印边境地区集结了二万二千余人的兵力，准备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驻守中印边境地区的我国边防部队，遵照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对印军的挑衅一直采取忍让的态度。但是，印方把我们的忍让视为软弱可欺，步步进逼。我们边防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忍无可忍，纷纷要求中央准予还击印军的进攻，以保卫我国的神圣领土。全国人民也义愤填膺，希望边防部队把侵入我国领土的印军赶出去。

10月中旬，印军在中印边境全线发起进攻。面对这种情况，我国政府不得不作出决定，由驻守新疆和西藏的边防部队对印军的进攻实行自卫反击。

中印边境之战，我国政府一直坚持两个原则：一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不打第一枪，后发制人，也就是说，我国边防部队是在印军不断向我进攻下，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二是并非要借助军事手段来解决边界争端，我们的目的是通过反击促使对方停止军事侵略，回到谈判桌上来，继续通过外交协商解决边界问题。因此，这次自卫反击战并非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和外交有着密切关系。

为了从外交和军事相联系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周总理亲自指导处理这个事件。当时罗瑞卿同志任总参谋长，周总理经常把他找去了解情况，研究工作。罗总长向周总理建议，要我也参加研究，因为我既是副外长，又熟悉军事。周总理同意。于是，每天晚上，我和罗瑞卿、童小鹏(总理办公室主任)等同志，都到周总理那里。一起商量、研究。有时情况紧急，白天也去研究。每次作出决定后，有关军事方面的，由罗总长回总参去贯彻、实施；关于外交方面的，由我回外交部去布置、执行。凡有重要情况和重大决定，周总理都亲自去向毛主席汇报、请示。因此，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也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进行的。

在第一次研究时，周总理指出：印方不顾国际惯例，对我不宣而战，我们可不能像它那样，而是应该光明磊落，在自卫反击战开始之前，要向印方递交照会，通知它我边防部队即将发起反击，并说明我军被迫自卫反击的缘由和目的。他命我立即起草照会，必须当晚递交给印度驻华大使馆。

周总理具有高度的理论、政策水平和领导、组织才能。就拿这次递交照会来说吧，周总理从外交和军事等方面作了全面的考虑：从外交方面来看，必须使印度外交部在我军开始反击前得到这份照会；从军事方面来看，却不能让印军过早地知道我军的意图。为此，他详细、精确地计算了从印度驻华大使馆向印度外交部、印度外交部向其最高当局和印军领导机关、印军领导机关向边境地区印军分别报告、通报和传达命令所需要的时间，然后确定了向印度驻华使馆递交照会的具体时刻。这样，使外交上先宣后战的国际惯例和军事上的保密得以兼顾，从而为这场正义之战的成功莫定了基础。

当我将紧急起草的照会内容报请毛主席、周总理审核批准后回到外交部时，已是深夜。由于当时印度驻华大使不在北京，我命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去把印度代办叫来。可是。这位代办已经回宿舍睡觉去了。他睡得很熟，任凭人们在宿舍门外大声喊叫、按门铃、敲门、往屋里打电话，总是唤不醒他。没有办法，礼宾司的同志只得叫人翻过围墙。到屋内把这位代办从床上叫起来。就这样，我们及时把照会递交给了印方。

让印军“打着绿旗”前来领回缴获物资

1962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和新疆的边防部队，在印军发动进攻的态势下，被迫在中印边境的东段和西段同时进行自卫反击。

当时，东段的态势异常严峻，印军第七旅自从侵占了克节朗地区后，在克节朗河一线展开，向我军发起全面进攻。我西藏边防部队针对该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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