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次中苏冲突，《时代》记者显然偏袒苏联：“莫斯科统治下的这个西方共产主义帝国在军备、工业潜力、生活水平以及教育方面要更强大一些。北京统治下的东方共产主义帝国则在人口上多得多，作为一股革命力量，它的缺点正好给了它优势：短缺让它变得更加刚毅；对好生活的羡慕让它变得更加凶猛；没有什么可以失去则让它变得更容易冒险。对于压倒西方世界力量，莫斯科的评价听起来更加实际；而北京坚持西方国家不过是纸老虎的主张，则显得更加狂热……”俄国有句谚语：“罗马是第一个罗马，拜占庭是第二个罗马，莫斯科是第三个罗马，永远不会有第四个罗马。”《时代》的这篇封面文章题为《众多罗马的时代》，它认为“北京正在试图成为第四个罗马”。在《时代》记者眼中，中国似乎是“不自量力”，记者开心地看到中苏关系的伤口没能愈合，他当然还想看到中国内部进一步分裂。

11月13日，中共代表团提前回到北京。很少到机场车站迎送的毛泽东出现在机场，还送给周恩来一大束百合花。这无疑在向全世界说：我们是团结一致的，你们的离间没用。

“中国人来了”

“当意气风发的毛泽东在1949年发表他著名的演讲，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以后，他的助手向地处纽约的年轻的联合国发了一封电报，要求联合国驱逐由蒋介石政府代表的中国政府……而今天，联合国要接受一个来自新地区的代表团：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11月8日，《时代》的封面文章这样写道。从1949年到1971年，中国用了22年时间才重返联合国，最终“入会”却充满了戏剧性。

“在北京的大使欢庆宴会上，周恩来从一桌走到另一桌，频频握手，频频高举他那盛满了烈性茅台的酒杯来庆祝，他说：‘没有想到投票结果会是这样，但是我当然很高兴。’”的确，中国重返联合国连中国人自己都感到“意外”，因为提案是由地中海岸的两个小国家阿尔巴利亚和阿尔及利亚提出的，表决前中国没有派一个人去联大“活动”，表决时中国没有代表在场。然而，这并不表示中国是“无心插柳”，她为争取在联合国的“名分”已经做了20多年的努力。128个联合国会员国中有76个国家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只有17票反对，这不是中国“突击”的结果，而是政策正确和平时努力水到渠成。《时代》记者归功于周恩来。周恩来去世后缅甸总理吴奈温的悼词也许说得更明白：“世界大国中，特别是超级大国中，若能出现更多像周恩来总理那样能给予同情和谅解精神的领导人，这个世界该多么好啊！”

“这一投票的结果也同样预示着美国的失败，而且几乎是致命的。美国失去了大部分利益，因为它想达成的结果永远地失去了实现的机会。”1971年，形势对中国越来越有利，连一心阻挠中国重返联合国的美国也觉得“山高难遮日”了。这时，美国又玩新花样，炮制了所谓的“双重代表权案”，即在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同时保留“中华民国”的代表权。这其实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坚决反对。在26届联大召开之前，周恩来在与斯诺的一次谈话中就明确表示：“如果联大会议通过赞成我们的合法席位，同时驱逐台湾，当然我们对此要进行考虑。”周恩来不但绝不容许“中华民国”的代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一起坐在联合国大厦里，也绝不赞同美国与台湾保持官方关系。联大投票结果出来后，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对周恩来说希望能在纽约见到他，周恩来的反应强烈而坚决：“绝不可能！绝不可能！只要台湾大使馆还在华盛顿，你就绝不会在美国见到我。”

《时代》记者虽然为美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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