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白启娴名声的鹊起，全国各地竞相树立自己的“白启娴”式人物。意味深长的是这些人物为清一色女性，而且大多是在下乡头一两年就嫁给当地农民的。本来招致非议的人生抉择却成了赢得种种美誉桂冠的政治资本，宣传喉舌关于知青婚姻政策的重心迅速由倡导晚婚转向鼓励知青在农村结婚。

婚姻率低——禁欲主义幽灵在游荡

下乡青年对待婚姻的态度，除了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外，还受着诸如生存条件、家庭背景、文化程度、年龄大小、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左右。就绝大多数知青而言，在下乡的头几年，恋爱婚姻还没有提上日程表。一种风靡的观念是：优先考虑个人问题与革命的大目标是格格不入的。许多青年憧憬的是为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献身，认为沉湎于个人的卿卿我我，意味着失去献身的资格、禁欲主义的幽灵肆无忌惮地在青年中间游荡。于是，紧闭初开的情窦，将求爱者一口回绝者有之；将热情的情书交给领导者有之；将隐秘的情爱之火熄灭在革命祭坛前者亦有之。

生产建设兵团政治环境也助长了禁欲主义的弥漫。舆论认为，知青到兵团的任务是“屯垦戍边，反修防修”，谈情说爱被看成“资产阶级的思想”。极左思潮笼罩下的兵团，将“男女大防”奉为金科玉律，任何“越轨”行为常受到惩办。有的连队自定土政策；掌灯后男女青年接触，必须有“领导”陪同；有的干部专门稽查男女知青幽会，私拆情书，并拿到大会上宣读，作为“阶级斗争的反映”，或者扣上“侮辱妇女”的罪名。对人权的公然践踏，时常激化矛盾。有的青年不堪其辱，逃出境外，成为罪不可赦的“叛国犯”，甚至万念俱灰，走上绝路。

相形之下，农村插队青年所处的环境则宽松得多。知青中第一批结婚者在受到知青群体冷落之余，通常能从当地淳朴敦厚的农民中寻找到慰藉。数年过后，下乡知青的生活态度变得越来越实际，对个人的终身大事虽或处理谨慎，对他人的婚姻已颇能宽容和理解。与此同时，官方政策由提倡晚婚转为积极支持青年结婚。甚至在生产建设兵团，各级领导的态度也明显转变，率先结婚的青年受到表彰，被树为“扎根”的典型。此举旨在遏止知青中迅速蔓延的思乡情绪和通过各种关系调离农村转回城市的风气。

1974年末，全国已婚知青有48万人；1975年增至61.4万人；1976年为72.6万人；1977年达到创纪录的86.1万人，占全部在乡知青的10%。在这以后，随着运动迅速退潮，在乡知青大举返城，已婚青年的人数逐年递减。

进一步对插队知青和兵团(农场)知青两个群体考察，前者的已婚率要低于后者：1975年末，在乡插队知青的已婚率为7.9%，国营农场为8.7%；到1977年末，在乡插队知青的已婚率为8.2%，国营农场知青的已婚率为17.3%。若就安置插队知青和农场知青最多的省份之一黑龙江省的统计资料看，两者已婚率差距更为悬殊：1975年末，该省在乡插队知青的已婚率为2.9%，国营农场知青为9.1%；到1977年末，在乡插队知青的已婚率为3.8%，而国营农场知青的已婚率为22.7%。

从全局来看，大批适龄青年未能完婚已成为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在上世纪70年代末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鼓励知识青年在农村安家落户的政策，以及与之交相辉映的大张旗鼓的宣传远不能说是成功的。

婚姻类型——知青与农民结合,苦果最多

知识青年的婚姻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双知青类型(夫妇双方均为知青)，知青与农民类型，知青与国家职工(军人)类型。以下三份局部性资料对插队青年的婚姻类型进行了一个粗浅的统计：

第一，1980年吉林省的统计，已婚青年中，与农民结婚的占74.9%；知青之间结婚的占21%；与城镇职工结婚的占4.1%。

第二，1978年河北省保定地区的统计，已婚青年中，与农民结婚的占75.5%；知青之间结婚的占15.2%；与职工结婚的占9.4%。

第三，1976年吉林省怀德县的统计：在已婚青年中，与农民结婚的占74.8%，知青之间结婚的占17.9%；与职工结婚的占7.3%。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城市郊区插队青年中间，婚姻类型的关系略有不同。1976年有关部门对长春市郊区五社两镇的调查表明：已婚知青中，知青与农民结婚的占51%；知青间通婚的占24%；知青与城镇职工结婚的占25%。在这份个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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