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前前后后有109位烈士。贺家人就是这样为祖国奉献的。”随后，贺晓明深情地谈起了贺家烈士中的其中一位：她的大姐贺金莲。

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贺龙家属在上海租界被捕，《申报》刊登消息“贺匪家属被捕入狱”。这里面就有贺金莲，她受尽煎熬最后病逝狱中。其他家人一直到“西安事变”之后才被释放。

随后贺晓明又讲起她的大姑妈贺英。“贺英和我爸爸感情非常深。我的奶奶去世早，我姑妈从14岁就担起了家庭的重担。那个时候，我姑妈经常带着我爸爸一起干活，两个人可要好了。”贺家是从湖北迁到湖南的，在湖南也算是客家。当地人比较欺生，比弟弟大不了几岁的贺英总是护着贺龙。

“后来我爸参加北伐战争，我姑妈就跟着。”贺龙到武汉的时候，贺英回家乡筹集资金和枪支弹药。后来贺龙回到湖南搞革命根据地，贺英给了他很大帮助。后来主力部队转战洪湖，留在湘西打游击的贺英工作就更加具体，她安置伤员、照顾红军家属、传递情报等等，为党的工作出了不少力。

“那个时候白色恐怖非常严重，贺英的工作非常艰苦。1933年夏天，我的大姑妈在湖北鹤峰太平镇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知道这个消息以后爸爸非常难过。”贺英最后葬在鹤峰的烈士陵园。

“我是烈士子女，我们对共和国英烈的那份感情言语无法描述。人民英雄纪念碑是2000万无名烈士纪念碑。我现在在做一份实名烈士名单。已收集了757人。”贺晓明说。

枪是贺龙所送“定情物”

贺龙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多年，枪自然是随身必备的物品。“我爸爸有很多支枪。战争年代时期，平时在身上都会带着一把，睡觉也会放在床头。他的枕头下经常会放着枪、手电、手绢。”贺龙带枪的习惯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

一个不为人知的内情是，有一支枪很特殊，是贺龙送给妻子薛明的“定情物”。

“我爸爸曾经送给我妈妈一个小的勃朗宁手枪。我妈妈是军人，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使用手枪自然是不成问题。”

其实很多老一辈领导人都会给爱人手枪。枪就是最好的“定情信物”，是非常实用的。“作为儿女的我们非常能够理解父母的这些举动。”

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

1954年11月，贺龙从西南调来北京，身兼数职，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又兼任了新成立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的第一位主任。

贺龙当年做体育，是从一穷二白做起。1949年刚解放的时候，军管会都在对口接收，唯独体育，国民党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了“东亚病夫”的帽子让人看不起。

1958年初，贺龙为了创办体育报，专门向周恩来请示，得到了总理的大力支持，并要求他专门向中央报告。1958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批准国家体委要求创办《中国体育报》的报告。“爸爸特别注意体育报，他说我们这么大的体育事业，没有自己的‘喉舌’可不行。”

在贺龙元帅看来，体育是外交先行官，应当通过国际体育交往，加强与各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团结，增进了解，交流经验。

“体育和音乐一样，是全世界共同的语言，体育的魅力就在这于此”建国后国际交流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体育。贺龙曾经说：体育腿长，哪里都能走。

中国人第一次登上珠峰是在1962年，当时正是“困难时期”。

“贺龙说要爬珠穆朗玛峰。人家说你疯了，这个时候爬珠穆朗玛峰？”“上世纪50年代和苏联关系破裂以后，包括体育项目在内的合作都毁了。喜马拉雅山的一边是中国，另一边是尼泊尔。我们这边本要和苏联合作去爬，后来合作不成了，但那边资本主义国家尼泊尔还在爬。”

“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怎能输给资本主义国家？”贺龙斩钉截铁地说，“咱们自己来！”

“报给总理后，这件事就搞成了，咱们上去了！上去以后，《人民日报》的第一张号外说的就是‘登上珠穆朗玛峰’。这是体育战线干的大事。”贺晓明回忆说。

是元帅也是好教练

1964年春，贺龙同国家体委的几位领导人研究工作时，谈到了“三大球”，他神情严肃地说：“我不晓得你们安心不安心？‘三大球’为什么上不去？解放到现在已经15年了，再搞不起来，难道要搞50年？必须赶快下工夫啊！我快70岁了，我希望在见马克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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