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省委作自我批评时，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也围绕粮食等问题作了自我检讨。

粮食部检讨说，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是3400亿斤，可是征购就拿了1200亿斤，占三分之一强，这是农村伤了元气的一个重要原因。粮食部为此感到非常痛心。冶金部对一再抬高钢铁指标，造成9000万人上阵全民大炼钢铁，从而直接导致农业减产的情况负有重要责任，他们对此作了积极而较深刻的检讨。外贸部对在全国出现饥荒的情况下，还于1959年和1960年多出口了几十亿斤粮食的问题作了检讨。水电部对全国上了过多的大中型水库因而挤占了大量农村劳力，影响了农业生产的问题作了检讨。

从上述几位省部级主要领导的检讨可见，“出气会”阶段，领导同志所检讨的内容相当多地集中在粮食或与粮食直接有关的问题上。

1963年底 粮食形势出现根本好转

七千人大会对于继续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调整国民经济，有着好的促进作用。它较好地使全党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对过去存在的问题和教训作了较系统的总结。对如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今后经济建设要注意哪些问题，有了较一致的认识。特别是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缺乏民主”的局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也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所有这些，都可能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发展及粮食状况的改善，起到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大会还在粮食问题上直接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也可以说是这次大会取得成就的亮点之一。

原计划征购150亿斤粮食的打算取消了。会上，党中央带头发扬民主，反复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体谅农民的困难，决定再把工业发展的速度调低一些，挤出工业用外汇，多进口一些粮食，以缓解地方的征购压力。中央的这一举动，受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欢迎，也促进了中央与地方的相互认同。

刘少奇、周恩来等也在会议讲话中充分论述了粮食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共同探讨解决的措施和办法。这也为解决粮食问题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周恩来提出，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是克服当前困难的最重要的一着，也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他还就全国粮食危机状况向到会的各级干部算了细账、交了实底，使大家看到了形势的严重和中央的困难，又使大家明白了克服困难的具体办法，从而使他提出的调整措施后来能顺利落实。到1963年底，粮食形势就出现根本好转。

总之，由于当时那个年代的特殊性，中国尚未能解决吃饭问题，所以当时召开的党史上规模空前的七千人大会，从会议的起因到会议产生的效果，自始至终都与粮食问题紧密相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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