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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胃逆腰痛腿软气壅咳喘诸症,环生迭起,日以增剧,阴阳俱亏,以致弥留不起”。而慈禧太后病逝系因光绪帝之丧“哀戚过甚”,“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至病势增剧”,称慈禧太后在光绪大丧之前曾因“履进汤药调理,方期日就妥痊”。但清朝宫廷所藏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脉案和《起居注》,以及鹿传霖、许宝蘅和恽毓鼎等人的宫中入值日记则显示,慈禧病重并非清朝官方公开所说的那样在十月二十一日光绪皇帝病逝之后,事实是慈禧太后在十月十日大寿前后身体就出现严重不适,不时征召御医诊病,脉案上出现“小水发赤”、“消渴”等记载,并因此辍朝二日。恽毓鼎十二日日记云:“花农前辈恭阅宫门抄,两圣不御殿见枢臣。”十三日日记又云:“闻两圣仍未御殿,心甚忧虑,访于朝贵,知皇太后因腹泻而心绪拂逆,故辍常朝。”许宝蘅在十四日的日记中亦云:“前二日两宫未御勤政殿,以太后感冒伤风。”到阴历十月十四日,也即光绪皇帝病逝前七天,慈禧太后就已着手为自己准备后事了,令庆亲王奕前往东陵,为她查验陵寝。恽毓鼎在该日的日记中记载道:“庆亲王见慈圣于榻前。既退,即兼程赴菩陀峪地宫。朝士惊惶,虑有非常之变。”许宝蘅十五日日记中也有“庆邸昨日请训赴东陵查看普陀峪工程,今日起程”的记载。而光绪皇帝虽然长期体弱,患有各种慢性病,但至少在他病逝前的十多天,光绪皇帝的身体状况要好于慈禧太后,正常参与了一些朝政活动,并曾数日未用药。根据宫中《起居注》记载,光绪皇帝于十月初六日于宫中接见达赖喇嘛;初九至十一连续三天参加了慈禧太后的祝寿活动。对此,许宝蘅、恽毓鼎等人的宫中入值日记也有记载,如许在十月十日的日记中云:“五时入值,以皇太后万寿圣节百官入贺,故西苑门启稍早……八时两宫御勤政殿,仍照常召见军机,赐六大臣念珠各一串。”总之,仔细研究清朝宫廷所藏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脉案和《起居注》,以及鹿传霖、许宝蘅和恽毓鼎等人的宫中入值日记等权威资料的记载,光绪皇帝最后十多天病情急剧恶化系在慈禧太后病重之后。
清朝官方公开上谕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病情上采取两种迥然不同态度,对前者的病情大肆渲染,惟恐天下不知,对后者的病情则多加隐瞒,甚至说谎,这不能不令人生疑———谎言和隐瞒真相的背后常常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阴谋!事实上,这也是当时国外一些舆论和后来人们对光绪死因表示怀疑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说,这种怀疑不是没有理由的。最近,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研究专项课题组通过科学检测方法,得出光绪皇帝“系砒霜中毒死亡”的结论,只是再次应验了谎言与阴谋共生的一般规律。
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清朝宫廷内部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不存在谋害光绪皇帝的犯罪动机。尽管光绪皇帝当时是一个毫无实权的体弱多病的傀儡皇帝,但一旦年过七旬的慈禧太后率先撒手人寰,光绪皇帝重新当政,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皇权高于一切的君主专制制度之下,光绪皇帝的政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官僚必将面临灭顶之灾。事实上,早在皇帝、太后死亡之前四年,就有清朝官员预见到朝廷中的后党势力为求自保,必会在太后病逝之前加害光绪皇帝。1904年5月,日俄战争爆发后,外间多有太后病危传言,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就此询问外务部侍郎伍廷芳:太后驾崩后,皇上命运会如何?伍廷芳则婉转地向内田表示,太后驾崩便是皇上身上祸起之时,指出“今围绕皇太后之宫廷大臣,及监官等俱知太后驾崩即其终之时。于太后驾崩时,当会虑及自身安全而谋害皇上。”同样,美国国务院远东处在当时写给罗斯福总统有关光绪之死的分析报告中,也正是根据甲午战争以来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帝党和后党的矛盾,认为光绪皇帝存在被后党官僚如袁世凯等人谋害的可能性。1909年,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在书中谈到袁世凯与光绪帝的关系时,虽然没有认为袁世凯害死光绪帝,但针对袁遭摄政王载沣罢黜回籍的结果,他明确指出如慈禧太后先光绪帝而死,袁必会有更加严重的后果,写道:“今光绪与西太后先后宾天,袁世凯已属大幸。设西太后先光绪帝而死,袁之不测风云,恐尚不止于此。此固专制政体下之大臣,应有之危险也。”一言以敝之,鉴于专制制度下君主的无上权力,以及清朝中央统治集团内部后党官僚与帝党官僚长期交恶的历史,当时清朝宫中和府中都有在慈禧太后病逝133之前谋害光绪皇帝的强烈犯罪动机。诚若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分析所说:“德宗正坐西后暴病,遂益趣其先死,此则纯为累年之利害与恩怨,宫中府中,皆必须先死德宗也。”
有关谋害光绪皇帝的凶手,私家记载和各种野史有各种不同说法。陪侍光绪的起居注官恽毓鼎在民国二年正月十七日所写的日记中,直言光绪皇帝为慈禧太后谋害,写道:“害先帝,立幼主,授载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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