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宇的头颅也引起孤城特务的关注。活跃在敌1兵团上层机构的特务头目项乃光，多次出入骑兵2旅，秘密了解察看杨靖宇头颅保存状况，布置防守措施。为了防止头颅落入解放军手里，他除了在旅部设置了层层岗哨外，还安排巡逻队反复巡逻。老谋深算的的项乃光依旧不放心，他暗地里派长春市警察局的特务在旅医疗器械室放了暗哨，昼夜监守。长期与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周旋的国民党特务似乎也察觉到了共产党人在寻找杨靖宇头颅，特务们妄想以此为诱饵，缉拿长春的共产党地下党员。

打入敌人内部的刘亚光利用去医学院给国民党军官兵巡诊的机会，多次寻找杨靖宇将军的头颅。均无结果。一次在夜间巡诊时，他偷偷潜入解剖学教室，在微弱的手电光照下，仔细寻找，但还是一无所获。在他将要离开出门时，忽然发现教室里还有一个十分隐秘的侧室，刘亚光随即进入了侧室。侧室内只有一个大型的厨柜。陈列的玻璃罐里装着人的内脏标本，经逐一观察，刘亚光看到两个大型标本罐里分别装着一颗人头，并用福尔马林浸泡封闭。两个标本罐上还贴有纸条，一个写着杨靖宇，一个写着三江好(即陈翰章)。原来这就是苦苦寻找杨靖宇将军的头颅，刘亚光惊喜异常。为了不惊动敌人，刘亚光当时没有拿走头颅，而是悄悄返回卫生队，将这一重大发现上报了党组织。

为了确保杨靖宇将军的头颅安全地回归到共产党人手中，刘亚光和我地下党人制定了周密的计划。首先刘亚光打听到负责看守医疗器械室的是市警察局的警察曹如超，于是有意与他打得火热。曹如超是长春人，正赶上家里断了粮，整日忧心忡忡，刘亚光得知后就经常送点食品给他，解他的燃眉之急。为此，曹如超对刘亚光感恩戴德。

有一晚，曹如超哭哭啼啼地找到刘亚光称，全家又断粮两日了，父母就要饿死了，求他帮帮忙。刘亚光安慰他说：“咱们都是本城人，我想想招儿，一个小时后我再找你。”刘亚光找到地下党员李野光和 李广德，将这一重要情况作了汇报。李野光果断地指示：“门的钥匙有人已配好，今晚给曹如超送点儿小米。让他马上送回家，我们就说来买医疗器械，然后趁机动手。”当晚10点钟。曹如超坐在脏乱的小屋里闷头抽烟。这时，我地下小组成员经恩浦大夫拎着7斤高粱米匆匆赶来，一进屋就说：“曹二哥，我听说你家断顿了，我家还剩下一点儿高粱米，拿去吃吧，快送回去吧!曹如超眼泪汪汪地说：“经大夫，你这是救命粮呀，我家的人都快饿死了。”说完，曹如超背起米就朝家跑。这时，我地下小组成员雇的车辆已经停在了医学院的门口，他们以到医学院拉医疗器械为名，拉走显微镜、纱布罐、污物桶、聚光灯、装有内脏的标本罐，在混乱中，趁机将装着杨靖宇和陈翰章两位烈士遗首的玻璃罐装入车中，用一些旧纱布覆盖在上面。随后，两位烈士的遗首被运到卫生队前厅。当日午夜，刘亚光和爱人周玮潜入卫生队前厅，将两位将军遗首藏在卫生队五宫科内。长春解放的第二天，两位将军遗首被迎人亚光医院，安放4天后，即由李广德等同志送到松花江军区前线指挥部驻长春办事处(即建华医院)。

第二天凌晨，曹如超才从家中返回医院。他心不在焉地在门外转悠一圈，见门锁没有异常，也就没过问。直到第三天上午，他才发现有几样东西和两个大玻璃瓶子不见了。他立即报告给项乃光，项听后暴跳如雷。马上命令大批特务和警察将骑兵二旅旅部包围，全部翻了一遍，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项乃光又在全城大搜查，仍是一无所获。直到长春解放，敌人也没有弄清杨靖宇和陈翰章的头颅是怎样丟失的。

“玻璃罐拿来时，里面的药水都浑了。”王淑茹老人回忆说，两个大玻璃罐子里分别放着一颗头颅，其中一只瓶子上写着“杨靖宇”、字迹已经不清；另一个瓶子上写着“三江好”，后来才知道这个人是陈翰章。“杨靖宇将军的头发很长，乱蓬蓬的，很瘦，颧骨很高。眼睛微睁着，微张着嘴唇，露着牙齿。浸泡头颅的药水只剩半瓶了，一半头颅裸露在外。我和丈夫把头颅拿出来进行了清洗，更换了玻璃瓶子，重新灌上药水。用蜡封好瓶口，用报纸把整个瓶子糊起来，放在药房柜子拉门的最里面，外边摆上药品。还叮嘱孩子：千万別对外人 说，不然咱家全都没命了。”

1948年12月20日夜，在两个头颅即将转运之时，夫妻俩把保藏在药柜里的玻璃瓶再次取出，为头颅洗脸，除去沉淀物，更换了瓶里的福尔马林，再次用蜡密封。后来，杨靖宇和陈翰章两位民族英雄的头颅，由军官张羽率5名战士，乘专列秘密护送到哈尔滨，安放在东北烈士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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