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点一:日本有关人士曾经预言4月中旬将会发生有趣的事情。

根据当年日本报纸的公开报道,在钓鱼岛事件发生之前的一段时间,日本部分政界人士和台湾当局往来频繁。

1978年1月6日-12日,福田的亲信与蒋经国会晤;2月20日-22日,青岚会玉置和郎访台;4月4日-5日,日本自民党、民社党议员33人访台,在台北发表反对缔结中日和约的言论;4月6日,日本自民党要员提出中日双方关于“尖阁列岛”的分歧要“搞清楚”;同日,访台归来的属青岚会的自民党议员向报界透露,“四月中旬将发生有意思的事”;4月11日,日本青岚会头目之一、农林省大臣中川一郎访苏谈判日苏渔业问题。

4月12日,钓鱼岛事件才发生,4月6日,属青岚会的日本自民党议员又怎会知道4月中旬将会发生有意思的事情呢?难道是未卜先知?

此外,根据日本长崎渔船“赖户丸”船长户摩胜的讲述,赖户丸自3月12日从长崎出发,13日在冲绳北方的农业渔区与近百艘中国渔船相遇,并在此区域和中国渔船一起捕了10天鱼。3月25日,赖户丸和中国渔船一起南下,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捕鱼。既然3月25日中国渔船已经在钓鱼岛附近海域,那么,怎么到了4月12日才被“发现”而演变为事件呢?

根据中方调查,中国渔船以往每年都会在此海域捕鱼。既然中国渔船多年来一直在此捕鱼,为什么偏偏1978年就成为“事件”了呢?

疑点二:大字报从何而来?

据传,1978年6月,香港《明报》曾刊载一篇涉及钓鱼岛问题的“大字报”的文章。中日两国的有关专家在论述此次事件时,对此多有提及。《明报》是这样写的:

上海出现一张署名“同济大学新东方红”的大字报,标题是《冒险主义和投降主义》。按这张大字报的说法,上海市水产局的渔船,以及宝山县、崇明县、川沙县水产局和渔业合作社的渔船,出航前召开了渔业和气象工作经验交流会。会上,市革委会副主任陈锦华对苏联在海上搞霸权主义和日本掠夺海洋资源进行了抨击。会议的口号是“发展海洋、增加生产、保卫祖国、反对侵略”。

参加会议的各单位的渔船从舟山群岛朱家尖起航,驶往琉球群岛。驶到尖阁群岛西北90海里时,随船出航的宝山县水产局干部打电报给上海水产局,问:“是否继续航行?”上海市水产局回电:“同意。”接近尖阁群岛时又一次打电报请示:“万一遭到袭击怎么办?”水产局答复:“在中国领海上捕鱼,谁敢袭击?反击嘛!”于是,民兵副团长牛海藤下达了“誓死捍卫中国领土”的战备命令。

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市革委却以党中央的名义发出了“必须在24小时内撤离”的撤退命令,然而,几百艘渔船并没有按时返航,在这种情况下又宣布:“不愿撤离的,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

据说,“同济大学新东方红”原是受四人帮控制的红卫兵组织。看来“新东方红”继承了它的传统,大字报公开责问:“当时是谁煽动他们去尖阁群岛的?现在又是谁在迫害爱国群众?”

这张大字报从何而来?目的何在呢?只要稍加分析,不难得出结论。

如果《明报》谈的这张大字报确有其事的话,那么,首先,在“文革”早已结束的1978年,采用所谓的“同济大学新东方红”这一署名,本身就有点奇怪。其次,从这张大字报的内容来看,在措词中还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根据常识,如果真是在上海出现的大字报,在行文中不可能出现“尖阁群岛”这样的称呼。这个称呼不光中国大陆不用,就是港台也不用。中国大陆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正式称呼一般为“钓鱼岛等岛屿”,台湾和香港一般称其为“钓鱼台列屿”。而“尖阁群岛”恰恰是日本国内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称谓。根据不同地区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称谓的不同,可以判断,这张大字报很可能来自日本。综合上述两点,这张大字报有可能就是日本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借“同济大学新东方红”之名伪造的。

中日发展友好关系是大势所趋,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即使有人恶意破坏,但更多的人是支持和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钓鱼岛事件发生之后,在日本国内,就有很多充满正义的声音。日本《现代亚洲》半月刊指出:“这次‘事件’明显地是日方以破坏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为目的,故意引起的。”“叫醒了已经睡着的孩子,绝不是中国方面,而是日本方面。”

戏剧化结局

钓鱼岛事件令钓鱼岛海域风高浪急。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方式,日本政府也能够从大局出发进行处理,因而风波渐渐平息,没有对中日关系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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