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赞誉孝宗为“贤君”，把他与宋仁宗相比拟，说：“宋仁宗时，国未尝无嬖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孝宗初政亦略似之。”其实，宋仁宗不过尔尔，维持一个太平治世而已。孝宗似乎略逊一筹，只是前期（即所谓“初政”）有些相似。

他的“初政”，有一点拨乱反正的架势，弘治八年（1495）以后，渐趋懈怠，上朝经常迟到，沉迷于道教，耽于游乐，流露出帝王常有的惰性。他宠信的太监李广，投其所好，怂恿诱导，使他不能慎终如始。《明通鉴》说：“上（指孝宗）自八年后视朝渐宴，中官李广以斋醮烧炼被宠。”

弘治十年（1497）二月，他在李广带领下，去西苑游猎，匆匆赶回参加“经筵”（为皇帝安排的经学课程）。侍讲学士王鏊在讲课时，特地引用周文王不敢盘桓于游猎的典故，反复规劝。孝宗为之动容，对李广说：讲官所指就是你们这些人，好自为之。从此不再游猎。

李广在宫中多年，深知皇上的软肋—沉迷道教，把道士请进宫来，做法事，摆道场，炼丹药，博得皇上的欢心。结果是，朝政荒疏，李广愈发受宠。内阁大学士徐溥写了奏疏劝谏：近来陛下批答奏疏经常中断，或者稽留数月，或者不交政府施行，政务大多壅滞，正直人士遭到疏远，异端邪说畅行无阻。最近听说，有人用斋醮烧炼之说迷惑皇上。有史为鉴，宋徽宗崇信道教符箓，导致皇位不保；烧炼丹药，药性酷烈，唐宪宗因此而殒命。陛下如果亲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庆不召自至，何必假手妖妄之说？据说，孝宗看了这份奏疏，“为之感动”，不过仅仅是感动，并未付诸行动。

几天以后，户部主事胡燿直言：陛下受到左右小人蒙蔽，李广之流引用道士，在宫中滥设斋醮，惑乱圣听，浪费国储。竟然有不肖士大夫从早到晚乞怜于其门，交通请托，不以为耻。言官有所检举揭发，动辄瞻前顾后，苟且塞责。因此，他主张消除方士、中官、传奉冗员之害。孝宗的态度如何呢？“留中不报”—扣压奏疏不转发内阁，不了了之。礼部郎中王云凤、给事中叶绅、御史张缙先后上疏，议论时事，支持胡燿的观点。王云凤的言辞更为激烈，请求把李广斩首，以消弭灾变。李广对他恨之入骨，派锦衣卫校尉埋伏在王云凤寓所附近，企图暗杀未遂。不久，在扈从皇帝举行祭祀仪式的归途上，李广征得皇帝同意，逮捕王云凤，关进锦衣卫诏狱。

李广根据道士的建议，劝皇帝在万岁山上建造毓秀亭，在河间府修建道观庙宇，遭到吏科给事中周玺抨击，皇帝不予理睬。巧合的是，毓秀亭建成不久，孝宗的小女儿（幼公主）病死，太皇太后居住的清宁宫火灾，引起朝野震动。内阁大学士刘健尖锐地指出：斋醮祈祷乃邪妄之术，适足以亵渎上天，助长邪恶。近来奸佞之徒每每用斋醮荧惑陛下视听，妨碍朝政，致使贿赂公行，赏罚失当，纪纲废弛，贤否混淆，工役繁兴，征敛百出，公私耗竭。而大小臣僚被奸佞挟制，畏罪避祸，钳口结舌，下情不能上达，以致愁叹之声仰干和气，积累为灾异。刘健的矛头直指李广，然而奈何不了这位皇帝宠信的佞幸。真正给他致命一击的是太皇太后，她对于公主之死、清宁宫之灾，大为光火：“今日李广，明日李广，果然祸及矣！”老祖宗发话，李广知道大祸临头，畏罪自杀。

李广死后，孝宗怀疑他家中藏有道教的“异书”，派人前往搜索。结果，搜到了一本比“异书”更异的“贿籍”—记载官员贿赂的账簿，上面写着文武官员的姓名，某某馈赠黄米几百石，某某馈赠白米几千石。孝宗十分不解，问左右侍从：李广一家要吃多少粮食？为什么要那么多的黄米白米？左右解释：这是黑道上的隐语，黄米指的是黄金，白米指的是白银。孝宗听了勃然大怒，想不到他宠信的奴才竟然是个巨贪，随即下令把李广家产充公，并且要司法部门查处贿赂李广的官员。那些贿赂者惊恐万状，连夜奔走于寿宁侯张鹤龄家，寻求庇护。张鹤龄非等闲之辈，乃孝宗的皇后张氏的弟弟，可以通天。孝宗是明朝少见的感情专一的皇帝，夫妇感情甚笃，碍于皇后与国舅的面子，查处贿赂官员之事半途而废。皇后张氏和她的弟弟张鹤龄、张延龄为非作歹，全是由于孝宗“仁而不断”的结果。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