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1944年7月5日王明在中央医院化验室报告单1张。

九、1944年7月5日明明(王明的儿子)在中央医院化验室报告单1张。

十、1944年7月5日孟庆树在中央医院化验室报告单1张，检验号为00672。

十一、1944年11月10日孟庆树在中央医院化验室报告单1张，检验号为1617。

十二、1944年11月10日明明在中央医院化验室报告单1张，检验号为1619。

十三、1944年8月31日的《会诊记录》，2页。钢笔记录稿。背后附有王明、明明和孟庆树的化验报告数据抄件。会议由傅连暲主持，阿洛夫(时为中央医院苏联专家)、李润诗、李科长、王校长(王斌)、鲁部长(鲁之俊)、陈教员(陈应谦，时任中国医科大学教员)、何主任(何穆，时任中央医院内科主任，是毕业于法国耶鲁士大学的医学博士)参加，记录陈仲武(当时在中央医院、中央门诊部从事医疗和教学工作，并协助傅连暲参加中央领导的医疗保健工作)。

十四、1945年7月29日的《王明同志检查结果》。2页。钢笔手书。此件有2份。由周泽昭(时任中国医科大学外科教员)和陈仲武抄存。其中一份有用毛笔书写的参加会议人员名单：王校长(王斌)、史副校长(史书翰，时任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鲁院长（鲁之俊)、陈教员(陈应谦)、黄主任(黄树则，时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务主任)、李主任（李润诗，当时请了病假）、马顾问(马海德)、苏部长(苏井观，时任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卫生部长)、曲主任(曲正，时任中国医科大学教育长)。下有他们的签名。

中共中央专门成立调查委员会，认定属医疗技术事故

在1943年8月的《王明同志现病临时诊断和今后治疗初步意见》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诊断：根据王明同志全部病历研究，原只有心脏病、慢性扁桃腺炎、痔疮，在治疗过程中，因为药物而引起中毒，其中以慢性汞中毒为主，以致全身衰弱并存在下列各种病变，即：慢性胆囊炎、心肌衰弱症、慢性轻度肾炎、自主神经失调、多发性神经炎等。

受当时延安医疗条件和药品的限制，在王明患病治疗过程中，因为甘汞的副作用导致王明尿液中含有汞。王明和孟庆树为此致信中央，告发金茂岳是国民党特务，要毒害王明。

当时整风运动刚刚开始。对此，中共中央立即组成了调查委员会，审查金茂岳。1943年8月6日，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李克农等亲自参加调查。从他们的身份上就可以看出这个调查委员会的规格之高，可见中央对王明的身体健康是极其重视的，尤其在出现轻微汞中毒后更是提高了警惕，对此专门成立了调查委员会作彻底的调查。从调查记录上可以看出，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等都亲自对金茂岳进行了仔细的审查问讯。

从1943年6月30日的《为王明同志会诊记录》和1943年8月6日的《委员会记录》中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等人审查问讯金茂岳的现场记录，都可以看出王明中毒的原因，是因为金茂岳在治疗当中疏忽造成了医疗技术事故，完全是药物的副作用所致。另外，从傅连暲和石昌杰1943年11月11日的《关于王明同志住院的经过情形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王明患病和会诊经过的所有记录，同样表明王明中毒是药物的副作用，属于医疗技术事故。

1943年8月6日，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等人对金茂岳进行了审查问讯。金茂岳由主治医生变成了“被告”。之后，金茂岳专门致信康生和中央各首长，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刻检讨。他说：“我再诚恳地向党坦白地讲，我没有一点意思来用药毒害我亲爱的王明同志，也没有受任何人的指示(使）、利诱、威胁等等，及利用红十字会而来害王明同志及破坏党、破坏边区的情形及行动，这完全是因药发生的副作用，肝炎而又用其他药来治发生中毒现象，当时认为病的发展错下去的……”

第四次会诊王明表示仍要主治医生金茂岳主治

在傅连暲和石昌杰1943年11月11日的《关于王明同志住院的经过情形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王明在延安整风时期患神经性心脏病确是事实，从1941年10月下旬至1942年8月13日在中央医院住院治疗。

对于王明患病，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组织了傅连暲、李鼎铭（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王斌、何穆、鲁之俊、史书翰、李润诗、侯建存(时任中央医院儿科主任)、魏一斋(时任中央医院医务主任)、曲正、金茂岳、黄树则以及外籍专家毕道文(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的印尼华人，时为中央医院专家)、马海德和苏联派来的医生阿洛夫等，参与护理人员包括朱仲丽(王稼祥夫人)、郁彬、刘正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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