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下打进东门,双方展开激烈的白刃战,将士们都亮出大刀和鬼子拼杀。29军的大片刀三尺长、七斤重,锋利得很!大片刀一人一把,连伙夫都有。
此一战,我们学兵军事训练团阵亡了约800人,占全团人数的一半以上,我有幸活了下来。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都被日机炸死,部队仓促应战,损失惨重。
击落两架日本飞机
卢沟桥事变后,29军撤退,途径泊头镇。在那里,我已经是高射机枪排的排长。我在29军军事训练团学习的就是高射机枪。在泊头镇,我们使用的是立柱钢管高射机枪枪架,这样可以任意角度对空射击。使用的重机关枪则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从德国购进的马克沁重机枪。
当时,每挺机枪普遍需要四人来完成操纵与射击。一人瞄准,一人供弹,一人进行观察瞭望,一人协调指挥。但这种配置并不是绝对的,必要的时候,三个人甚至两个人也可以完成射击。
我指挥我的排用三架重机枪对空射击。当时,日军的飞机飞得非常低,投弹时必须俯冲,大约距离地面300米,连日本飞行员的鼻子、眼睛我们都看得见。当几架日本飞机向我们俯冲而来的时候,我指挥三架重机枪同时对空扫射。当即击落一架,击伤一架!击落的飞机摔在地上引发爆炸,碎片溅落几里地!碎片中有飞机机身、携带的弹药、飞机燃油以及日本飞行员的尸体等等。
由于打下两架日本飞机,我得了奖章,还有纪念卢沟桥事变29军抵抗的奖章、证书,我都让勤务兵背着。谁知在纷飞的战火之中,连勤务兵都丢失了!
转战各地
此后,我跟随29军一路征战,参加了大名府、台儿庄、随枣、枣宜等战役。由于战争,我们学员兵都是边打仗边学习的。1939年正月,部队转战到湖北当阳一带的时候,干训团第一期、第二期学员同时毕业。毕业的学生大部分到了战区各部队任连长、排长。我毕业后成为179师537团一营的重机枪连连长。537团团长是过家芳,一营营长是刘庭勋。过家芳一直是77军军训团团长,后来77军和59军合编为第33集团军。撤销77军军训团时,把军训团编为 537团。(77军军训团,过去由29军直接管辖,29军改为集团军后,为了纪念七七事变,番号改为77军。学员大部分是从平津撤出时的学生,学员毕业后,充任连排军官。)
当年,在29军官兵的心目中,军训团就是77军的黄埔军校。军训团也是何基沣将军一直亲手抓的,是他的王牌,他的根基、嫡系。在《何基沣将军传》和何基沣的卫士温文忠的回忆录里记载道:“1940年10月,何基沣率部队奉命开拔到湖北南漳、当阳一带去接替汤恩伯的防地。何基沣命令过家芳 537团主动出击,途经南漳县消家堰时忽然遭到日军袭击,9架轰炸机轮番向只有弹丸之地的消家堰轰炸近一个小时,过家芳团阵亡130多人,被炸烂的四肢, 血肉模糊地挂在墙上、树上,炸死的骡马内脏摊在地上。”
我的左眼瞎了,还有手指、脚面上的伤疤,就是这仗留下的。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我所在的部队由于被改编为何基沣领导的77军,始终没有和新四军发生任何冲突,实际成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何基沣还多次拨出子弹、步枪送给在竹沟的新四军。我们出没于桐柏大洪山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生死岔路一瞬间
白天,我们打不过日军,日本有飞机,他们的大炮火力非常猛,还有坦克,鬼子也非常多。相对于日军来说,我们中国国民革命军的武器装备差多了,我们虽有马克沁重机枪,但威力相对于鬼子的大炮要差远了。
因此,我们537团所采取的战术是,白天不打,躲在树林和深草间睡觉、休息,或者直接抱着枪靠在树上睡觉。夜晚来临,我们变被动为主动,偷袭日军。
一次我和两位抬担架的老乡执行任务,走到一个山脊时出现个岔路口。抬担架的老乡问:咱们走哪边呀。我说部队在南边,就走靠南的那条吧。又走了三里多路,南北两条岔路合一。
后来才知道,那个岔路口,是我生死的一个岔路口。我们一行三人走下山后得知,一个日军小分队刚刚从北面岔路上山了。
贾汪起义
淮海战役打响后,1948年11月8日,我随何基沣和张克侠将军、共产党的特殊党员在贾汪起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淮海战役揭开了胜利的序幕。
何基沣与张克侠领导的前线起义成功后,1948年11月9日清晨,当毛主席接到起义电报时,对周恩来说:“何基沣、张克侠率部起义,淮海战役多了一分胜利的把握!”
起义以后,我的部队被共产党派来的领导整编,我被降级使用,从副团长降到连长。解放军没有军衔,只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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