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是深泽县第二家举办合作医疗的。1969年正月县里组织现场会，要求三级--筹款，大队、小队、个人各出一块钱，共三块钱。回来后经过大队党支部讨论，支部书记特别支持，虽然我们大队离县医院近，但半农半医更方便一些，因此跟支部一商量，就成了。接着召开社员大会，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99％参加。只有一户，家里只有娘俩，觉得自己没病，没有加入，但是第二年她家也加入了。

合作医疗基金是到户里收钱，到人家家里，先问；“你加入吗?”加入就掏钱，一人一块钱，一户有几个人就掏几块。我们大队是报销80％，个人拿20％。比如看一次病，花—块钱，就报销8毛，自己掏2毛，到县医院看病报90％。那时是花得多就报得多，确实能减轻人们的负担。我本人就是一个受益者，我父亲得了胃病，胃穿孔，需要做手术，那时花了560多块钱，回来马上就报了。当时报销还得经村卫生室批，那时出去看病，不管是谁，干部也好，社员也好，只要到外边看病，就得经过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批准。如果急症来不及批准，住了院，家里就得来报批。

当时我们卫生室三个人，一个司药，两个医生。我是卫生室负责人，另外那个医生是我培养起来的。那时东关人们的思想比较好，参加合作医疗后也是有病就吃药，没病就不吃药。我们卫生室开药，最多是三顿的药，到现在我也是这样。我已经形成这个习惯了，有时有人问我，“你怕把药卖了?”我说不是，如果病好了把药扔了，浪费了钱。如果吃了一天没好，再来看，该调整就调整，不需要调整就再拿一顿的。到现在，拿两顿以下的药，我一般不收钱。因为突然肚子痛，或脑袋疼，看看没什么大毛病，临对的神经疼，也是给两顿的药，不收钱。

就我们村来说，那时的合作医疗比起现在的合作医疗，我觉得还是过去的好。那时东关有点副业，经济条件比较好。有时一年下来，有得大病的，钱不够，就大队里出。一般一年下来都够，因为有时一年没大病，就有结余，积攒下来。当时东关大队里的出纳管账，账目原来是大队里统一管理，后来分开，单独设了个会计，一个月弄回账，我们卫生室有时一个月，有时一季度盘点一次，整个都得盘点，包括中药西药。司药员负责记录每天看多少病人，收多少钱，免多少钱。从处方上说，比如这个药品应该是10块钱，实收2块钱，司药每天报一次，钱也每天交一次，交到大队。卫生室有20块钱的流动资金，放在药房的抽屉里，药房里亏不亏，就是药房的钱刨去20块钱等于实际收入。如果钱账不对就要查药方，就是差几分钱，也要把所有药方账目查一遍。药房是一天一算，会计是一个月一算。我们去进药，在出纳那支钱，回来账目落在卫生室，比方说青霉素多少，氯霉素多少，安痛定多少，花了多少钱，钱和药碰了，把进货单交给大队。

东关卫生室在当时是比较正规的，有单独的房子，是大队给的。后来实行合作医疗后卫生室二次改建，都是上边支持的，那时是计划经济，凡是物资供应都得经计委批。砖、木料，都是深泽县计委批的，然后大队自己再掏一部分钱。

那时看病中药和西药用得差不多。中药也是从医药公司里进。自己也采制一些，比如大戟小蓟，马齿苋，都是自己采，有时也自己种，那几年我们自己种，就利用村里的闲庄基地种药材，当时东关种药材也多，种点红花、薏米等，除了自用以外，就卖给城关公社医院和县医院，按国家医药公司的价格卖给他们，有时也可以换药。

自采自种自制的药在整个用药量中基本上占20％左右。主要还是靠从医药公司进药，那时就是独家经营，药材的质量也好，价格全国统一，你到上海、到南京也都是这个价格。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今天这个价，明天那个价。同样的药，这个厂子出的就贵，那个厂子出的就贱。过去药品质量好，我总觉得现在医疗方面不太理想，这个价格掌握不了，失控。

新型合作医疗跟过去的合作医疗确实有差别。可能深泽从报销比例的封顶数额上有些问题，现在封顶数是1.5万，应该是越花钱多报销比例越大，这才对。平时花十块八块或百几十块钱，自己能拿出来，按深泽讲能拿出来，问题不大，所以应该是得病大，花钱多，报得多才对。也可能今年是头一年的原因，属于试验阶段。我觉得还是过去的合作医疗比较好。根据东关的情况，那时报80％，越病大去县医院，越报销多，现在，去县医院才报30％，在城关医院报60％，在本村就是花完8块钱，超过了再掏钱。这8块钱全家可以调剂共用。

和毛主席合影

我是半农半医的典型，要到各公社开会汇报思想。在毛泽东时代，我们的思想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从开始学医后，为了学习方便，我身上没离过听诊器，出门也带着。在走亲戚的时候，我还救过一个病人。作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我是深泽县唯一一个出席地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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