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的支持和鼓励不是出于荒唐,而是出于发动群众的需要。支持破‘四旧’可以使‘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得到发扬,可以使社会震惊,发动群众的效果远非几篇文章可比”。
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8月22日,公安部转发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很快,“破四旧”就从思想文化批判,从改商店、街道、工厂、学校的名称,放大并简化为“破除”一切物化形态的“封资修”,一切物化形态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各地红卫兵竞相抄、砸、烧……
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迅速升级的严重暴力行为在9月初开始受到抑制,下旬,全国性的“破四旧”运动逐渐平息。但此后直至“文革”结束,各地仍有“破四旧”的提法和行为。造成的财产、文物的损毁,至今无法全面精确地统计,更难以计算的,是隐形的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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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23日,闻名遐迩的北京东安市场被革命群众改名为“东风市场”。资料图片
如何“破四旧”——以北京为例
改名:8月24日,首都红卫兵组织了40万人的大会,将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的“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北京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北京“全聚德”改名为“北京烤鸭店”。不只是“改名”,还包括:剪长发,剪长辫子,剪烫过的头发,剪小裤脚管,剪漂亮的裙子,改警服。
烧戏装、道具:8月23日,北京市一些红卫兵将市文化局集中收存的戏装、道具,堆积到国子监(孔庙)大院中心,纵火焚烧。
打人:1966年8、9月,北京市打死1000多人。其中最为骇人听闻的是大兴县。自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
砸文物:8月23日,北京体育学院“八·一八”红卫兵、教职工和家属273人,到颐和园佛香阁砸碎了佛像。几天之内圣安寺、昌平汉城遗址、延寿寺铜佛被毁殆尽。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在文革期间被毁,大多数毁于1966年8-9月即破四旧期间。另据不完全统计,北京仅从各个炼铜厂就抢救出各类金属文物117吨,从造纸厂抢救出图书数据320多万吨,古旧图书235.7万册,其它各类杂项文物53.8万件。
打击爱国民主人士和摧残民主党派:除民主建国会外,民主党派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约有100人先后被红卫兵斗争或抄家,占总数的36.5%。全国工商联8月24日下午有13人被斗。8月23日夜到24日晨,个别红卫兵散发到各民主党派的《最后通牒》,限令72小时内解散并登报声明。从8月25日起,各民主党派机关停止办公,贴出了内容大致如下的《通告》:我们坚决接受红卫兵的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报请中央处理。
抄家:所谓“牛鬼蛇神”,普遍遭到打骂、凌辱和抄家。1966年8、9月,北京被轰回原籍的85198人,被抄家的33695户。各地抄出的财物,大量的是生活用品,有家具、衣服、被褥、化妆品、鞋袜、毛巾、电视机、钢琴、手风琴等等。一般存放在公共场合,堆积如山,后来廉价处理。一堆堆图书被七手八脚地投入冲天的烈火中,不管是莎士比亚还是托尔斯泰的名著,也不管是司马迁还是王实甫的传世之作,都在滚滚的浓烟中化为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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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四旧”展览记
1966年10月的一个下午,丁大华突然接到命令:啥都别干了,准备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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