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个时期因为工作关系，我采访了当年在重庆红岩村工作过的袁超俊同志，他谈起当年在重庆做地下工作的往事，仍然头脑清晰，记忆清楚，就像讲述一个个惊险的故事。笔者将他的回忆整理成文，希望能够为后人留下一段历史……

上篇:做秘密交通工作

秘密交通工作是笼罩一些神秘色彩的特殊领域，是机密性、政策性、纪律性、技术性都很强的重要工作。当年在重庆，为加强秘密交通工作，周恩来不仅提出严格而细致的要求，而且采取许多改进措施，指示袁超俊做了大量工作。下面是袁老的回忆:

首先，加强职业掩护。秘密交通人员都是以固定职业作掩护，按照职业要求扮演各种社会角色，而且时间很长，有的几年，乃至十几年，期间不能有一点破绽。为此，周副主席提出严格要求:秘密交通人员要扮什么像什么，言谈、气质、行为、服饰、发型，甚至一举一动都要与扮演的角色相符合。

扮演角色就要化装。秘密交通员的化装不是演戏剧，要实实在在，从内到外都要按职业身份的要求改变自己。如有的同志扮演哥老会的人，首先就要学会哥老会的语言，这样才能与哥老会的人接头会晤。有的女同志扮演资本家的千金小姐，在化装上不仅是穿高跟鞋、涂口红，而且一举一动都要流露出"娇骄"二气。为此，周副主席多次指示秘密交通员:无论是化装还是原装，服装一定要整洁，头发要梳好，皮鞋要擦净；避免衣服邋遢、头发蓬乱、皮鞋不擦。因为在上世纪30年代，有的地下工作者不太注意细节，虽然扮作商人、官员，西装革履，但衣服皱皱巴巴，还是像个农民，有时候被特务识破。在地下工作上，周副主席考虑得非常全面细致。

我们当时化装的衣服，来源于两个渠道。一是来自内部，一些学生、知识分子及他们的家属去延安时，将身上的西装、旗袍、长衫等脱下来，换上八路军军装，这些换下来的衣服都保存起来，我们用时从中选；另一个是来自外部，到秘密交通员朱晓云所在的拍卖行去买。

第二，提高技术工作，这是地下交通工作的重点。为此，周副主席亲自抓，他让办事处在三楼腾出一间屋子，作我的秘密工作室，还把大叛徒顾顺章叛变后为培训国民党特务写的《特务工作理论和实际》一书交给我，让我认真研读，全面了解敌特对付我们的种种办法，提高我们的隐蔽方法，改进保密伪装技术。遵照周副主席指示，我努力研读这本书，弄通弄准国民党特务对付我们的招数，然后有的放矢，改进我们的保密技术。

为保证机密文件的安全，我们选用了许多办法。先是用极小的字写在极薄的纸上，然后将之卷好，用蜡封上，其大小不得超过花生粒。根据国民党搜查的规律，将之藏到他们不太注意的地方，如自来水笔的笔管里、牙膏皮内，或者缝在衣服的边角里。由于隐藏得好，没出过什么事。但有一次我疏忽了，把一个秘密文件卷好，用蜡封上，放在牙膏筒里，由于密封不严，侵入液体，把字迹弄模糊了，好在还能看清。

为防止国民党军、警、宪、特搜查往来传递的文件，我们又采用密写和暗语等方法。密写通常有两种:一是用米汤书写，用碘酒涂了显影；另一个是用明矾水写，放到水面上显影。这两种方法容易被国民党有关人员查出来，我们改用黄血盐水书写，用绿矾水涂了显字；或者用绿矾水写，用黄血盐水显字。为了不致弄错，以邮票为记号，邮票正贴表示什么，邮票倒贴又表示什么。

有时候在邮递信件时，不用密写，改用事先约好的暗语公开写，这种暗语基本是反语。如:通知接头时间、地点，可写我4月5日不能去看姑妈，实意就是约定4月5日接头。再如:通知到达重庆时间，公开信可写，因车票难买，我1月10日不能赶到重庆，这就是说于1月10日抵达重庆。

第三，加强保密。南方局是我党在国统区的领导中枢，也是秘密交通工作的指挥中心。因此，经常有我党在各地的交通员前来递送重要情报；有打入敌人内部的党的地下工作者，秘密前来面见周副主席；也有各省市党的负责同志，在交通员掩护下前来请示工作。对于他们的安全，周副主席非常重视，一再叮嘱我，一定保证他们的安全，对他们的身份保密。

重庆是国民党的陪都，大大小小的特务遍布山城，红岩村办事处则处于特务包围中。据老同志们讲:办事处的西边山上，是宋子文的公馆，有全套的特务机构；山下是国民参政会的大楼，王世杰的公馆在那儿，也有装备完善的特务。从办事处大门口到公路有500多米，这段路布满了特务流动哨。从公路进入红岩村的路口有个小屋，安置了一伙特务，凡是来办事处的人，他们都注意辨认，甚至照相；从办事处出去的人，他们派特务跟踪。

在这样险恶环境中，袁超俊他们是怎样完成往来接送的呢？袁老回忆:

如果来办事处的同志，能事先约好在市内某个地方等候，我们就开车把他们接来。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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