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档案》 2009年第12期

1940年11月29日,国民党军统在北平刺杀日本天皇特使事件是北平抗日斗争中令人振奋的事件之一。但是,国内历史学者60年来对事件经过和善后处理结果语焉不详,而且疑点重重。笔者依据日本全国宪友会连合会编纂的日本宪兵队档案文献资料或许可以为我们撩开尘封近60年的历史神秘面纱。

事件发生的微妙时机

1938年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加紧进行对华和平谈判、策动汉奸投降的攻势。1940年8月,日本政府松岗外相开始着手进行通过浙江财阀钱永铭中介和重庆政府直接谈判的准备。另一方面,日本以陆军军部为核心在香港开展的对华和平密谈工作——“桐工作”宣告失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大将在10月1日发表“桐工作”中止声明。对于日方以蒋介石全面撤兵为前提的所谓和平谈判注定是不可能取得任何结果的。11月后,蒋介石拒绝了来自东京的所有和平条件。因此,日本对华和平交涉工作在1940年11月全部结束。

11月13日,日本以“御前会议”决定实行持久战方针的《支那事变处理要纲》。11月30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南京汪精卫伪政府,意味着日本彻底不承认以重庆为陪都的国民政府。正是在日本承认汪精卫伪政府的前一日,11月29日,国民党军统在北平城内制造了一起严重的刺杀事件。

日军高级作战参谋北平街头被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作战班长高月保中佐和陆军步兵乘兼悦郎中佐(中方资料该日军军官姓名记载为“高悦”和“森荫”)分别于11月13日、8月1日被派遣到日军华北方面军任作战参谋,分别担任作战主任、人事主任。从两人身份、职阶和来华时间来看,并非中方资料所认为的天皇特使。二人同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33期毕业,平时二人关系甚佳。

1940年11月29日上午9点左右,二人骑马从中央饭店(今北京饭店,1940年由日本人占据)出来,因为要举行防空演习,高月保中佐手拿地图,巡察市内地理状况。东皇城根,一条娴静的住宅街,平时几乎无人影。当二人行进到平时没有路过的东皇城根道路上时,有两个中国人骑着自行车迎面而来。在双方擦肩而过的瞬间,突然这两个中国人放下自行车,拔出手枪从他俩背后一顿痛射,随着七声枪响后,两个中国人迅速骑车逃走。

高月保背部中3弹落马,其中一发子弹留在肠内,当即身亡。乘兼心脏上部中了两弹,以重伤住院治疗,他俩的乘马各中一弹。

二人为何要从中央饭店骑马而来呢?因为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设在城内铁狮子胡同,原中国军队宋哲元第29军司令部的所在地。而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参谋和职员的宿舍是在位于长安街和王府井大街交汇处的中央饭店。两地相距约3公里,有的职员乘司令部巴士上班,大多数军官、幕僚则乘马上班。

国民党军统刺杀人员被捕

刺杀事件后,日伪各界极为震动。11月30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发表了事件情况,并要求北平当局和市民协助逮捕犯人。北平日本宪兵队在队长由里龟太郎的指挥下组编成特别搜查班,北平日本宪兵队总部特高课课长阿部起吉中佐在案发现场实行了勘查检证,并在宪兵队司令部特殊班进行了子弹等鉴定。驻北平日军封锁了北平城,严格监视进出城人员,并在城内开始了全城大搜查。北京伪政府当局也悬赏一万元(另有中方资料说“五万元”)捉拿刺杀者,并到处张贴刺杀案犯所使用的自行车、所戴皮帽的形制。驻天津的日本宪兵队、警乘分队、宪兵教习队、茂川机关(特务机关)等也行动起来,企图早日捉拿刺杀者归案。

驻北平日本宪兵队经过调查得知,国民党军统北平区组织在1939年遭到破坏后,由山西方面派来了新任领导薄有陵。12月25日,北平宪兵队总部特高课隐秘搜索了军统北平联络处,逮捕了相关人员十余人及军统张家口组十余人。同时,日本宪兵教习队指挥教习兵在北平城内大举搜查,并在北平伪政府、警察局的协助下,按户口彻底搜查。在茂川机关(特务机关)机关长茂川秀和中佐紧密协力下,12月30日逮捕了潜伏北平市内的薄有陵。1941年1月初,刺杀者之一的麻景贺(中方资料记载为“麻景贤”)被捕。

接着,北平日本宪兵队特别搜查班又开始追查事件的另一重要人物邱裕民,最终通过诱捕方式抓到了邱裕民。经过残酷的审讯,麻景贺和邱裕民最终供认了刺杀经过。此时距案件发生时间已经过去了近50天。

据审讯,刺杀事件是国民政府军事调查局(即军统)所属北京区行动小组麻景贺和邱裕民所为。这两人是国民党中央军第80师大尉和少尉军人。当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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