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9日，在日本东京塔下的一座公园，象征死难中国劳工的6830双布鞋被整齐地摆在地上。

“抗战已经胜利65年了，可我们还在受欺负，我咽不下这口气。”80岁的李良杰对记者说，作为“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筹)”会长，在过去的10多年中，老人一直在奔忙着，然而，结果却是一个又一个的败诉以及换汤不换药的“和解”。

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记载，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从中国共强掳了38935名劳工，仅一年多，即有6830人死亡，多人致残。

从1995年开始，中国劳工共向日本法庭提起了15件诉讼，目前已审结10案，其中3件“和解”、7件败诉。3件“和解”案分别为：花冈和解、大江山和解和安野和解。这3案中，只有大江山案相对合理，其他的两个“和解”案，中国劳工只得到极少补偿，为诱使中国劳工在“和解”上签字，日方不惜采取欺骗的手段。

令人遗憾的是，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中国劳工内部也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劳工联谊会已多达12家，彼此意见分歧颇大。

耐人寻味的是，国内一些媒体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初期的鼎力支持，到如今对“花冈和解”、“安野和解”渐趋认同，甚至当年坚决主张民间索赔的著名律师王选在接受采访时，也公开表示同意“安野和解”。

那么，究竟什么是“安野和解”？为什么这么多人改变了立场？“安野和解”真的是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案吗？

为此，记者专访了一直关注对日索赔问题的作家旻子女士和方军先生，以及大江山等案的中方律师康健、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筹)会长李良杰先生。

旻子：“花冈和解”是最坏的解决方案

每位受害者只拿到两万元

晨报：什么是“花冈和解”？

旻子：首先要介绍一下“花冈案”，“二战”期间，日本鹿岛建设公司下属的花冈事业所残酷对待中国劳工，致使劳工们举行暴动，并遭血腥镇压，这一事件被称为“花冈惨案”。1995年，花冈案受害者委托日本律师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官司打了5年半，最终日方律师团代表原告与被告达成“和解”，这就是所谓的“花冈和解”。

晨报：“和解”的内容如何？

旻子：根据“和解”，鹿岛公司没有谢罪，只是拿出5亿日元设立“花冈和平友好基金”，平均每位受害者只得到50万日元(合当时人民币3.5万元)赔偿，实际到手的只有两万元人民币。

背着劳工代表签字

晨报：只有这么点“补偿”，为什么劳工们同意“和解”？

旻子：劳工代表不懂日语，当初日本律师说每人补偿500万日元，且鹿岛公司正式谢罪，以后又说赔偿要少一点，但会“谢罪”，当时中国劳工的代表耿谆表示，只要谢罪，赔多少无所谓。后来，日方律师又对“谢罪”含糊其辞，耿谆明确表态，如果不谢罪，就不在“和解”上签字。

晨报：那为何又签了呢？

旻子：中方劳工代表根本没在“和解”的正式文本上签字，大家私下在一张白纸上签过字，那是一个类似于书法性质的东西，日方律师拿走这些签字，贴在“和解”的正式文本下面，这居然就产生了法律效力。

我们被日本律师骗了

晨报：日方律师这么做，是否有违职业道德？

旻子：此前“花冈案”一直是位日本作家在代理，是他请的律师，但这个律师很有头脑，直接找到了耿谆，换言之，他炒掉了那位作家。因为花冈案是名案，不论赢输，他都能借此成名。此外，当时中国劳工们还不知道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索赔，日本律师的到来，让劳工们看到希望，所以大家对他很信任。特别是华侨林伯耀的参与，更让劳工们感到放心，林是当地富豪，热心于中国劳工索赔案。中国劳工不懂日语，也不了解日本的情况，赴日诉讼往返费用高，林伯耀热心赞助，所以劳工们把他看成朋友。

晨报：“和解”后，劳工反应如何？

旻子：耿谆知道“和解”签字后，当场就气晕了，至今无法下楼，他说：我们被朋友欺骗了。

2.5亿日元干什么用了

晨报：“花冈案”中每名受害者只拿到两万元，多余的钱去哪里了？

旻子：由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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