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种日子并未维持多久。当时朱德虽从滇军的团长、靖国军的旅长升至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和警察厅厅长，但他寻求中国出路的心思愈来愈重，不甘心困守在小家庭生活中。1922年9月，朱德接到川东军阀杨森的电报，邀他到重庆作客，于是朱德告别了妻儿，离开了南溪。不久后，朱德与好友孙炳文一道离开四川前往上海。然而，在上海，朱德被陈独秀视为“军阀”，被拒绝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朱、孙二人又从上海起程，搭乘法国轮船，前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欧洲。从此，朱德和留在四川的妻子陈玉珍（贞）再未见过面。多年后朱德已成为红军的总司令，还和陈偶然通过书信。《朱德自述》一书收有“太行前线寄家书”，即朱德给陈的三封书信（如1937年11月朱德在山西昔阳战线的回信等，信中朱德表示自己已不能再照顾他和陈组成的家庭了）。这桩婚姻事实上早就“死亡”了。

【贺芝华的出现与消失】

在陕北时，朱德曾对前来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夫人韦尔斯谈及自己的婚姻，即参加革命前有两次婚姻，参加革命后也有两次婚姻，未提及在欧洲时与贺芝华的结合。

原来，1922年9月，朱德36岁时赴欧洲，在法国与周恩来会面，并在周恩来和张申府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5月，朱德又转往德国，当时与朱德在德国旅居的中国同志，还有徐冰、李大章、刘鼎（阚尊民）、欧阳钦以及章伯钧、高语罕、郑太朴、谢唯进等。张申府与美国女学者舒衡哲谈话中提及那张著名的8人合影，张申府介绍说：“最右边坐相有点不自然的是朱德，蓄平头，穿着一套不合身的西服。面对朱的是一位漂亮的少妇陈玉珍，（是）朱当时的妻子。”（《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张申府误把贺芝华当成陈玉珍（贞）了，因为陈根本没有出过国。（这个错误或许是舒衡哲的误写）至于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是朱德加入中共后与部分留德人员在哥廷根的合影照：最左边那位戴眼镜的是29岁的张申府；最右边的是表情拘束的朱德；面对朱德的，正是那位漂亮的少妇，也即当时朱德的妻子贺芝华；站在朱德身后的是孙炳文；后排正中，那位双手抱起、面呈怡然笑容的则是章伯钧。当时这些人都要参加每周三举行的党小组会。开会的地点，有时在哥廷根的郊区，有时就在朱德的住处。此后，朱德和贺芝华生有一女，即朱敏，通过照片，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对母女在外表上十分相像。朱敏后来在回忆文章中略微提及其母，如在《我的父亲朱德》一书中，朱敏写道：“……这之前，爹爹和母亲贺治华刚刚相识，母亲也将随同到德国留学”，至于自己的身世，她又说：“……1927年夏天，她（贺治华之母）让我姨妈从成都万里迢迢赶到苏联边境，从我母亲手中接过不到一岁正在患病的我”，“小时候听外婆告诉我，1926年4月我在莫斯科出生的时候，爹爹这年正好40岁”。此外，就几乎没什么进一步的描述了。

据说朱德和贺芝华相识在上海，后一起到德国哥廷根城奥古斯特大学学习社会科学。当时哥廷根还是很小的城市，只有4万人，有40多个中国留学生，其中四川人就有10多个。朱德夫妇住在文德路88号。当时朱德还常去柏林会见同志。11月，张申府和周恩来介绍朱德和孙炳文加入共产党，至1925年朱德转赴苏联学习军事，同行者中也有贺芝华。大概到了苏联之后，两个人有了分歧，据说贺芝华移情别恋，与留苏学生霍家新走到一块去了。霍家新（一说何家兴）也是从西欧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读书的中国青年，而且远较朱德年轻。1926年5月朱德返回上海。

1928年4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长江局书记、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在上海租界被捕——向巡捕房告密的奸细，正是霍家新、贺芝华夫妇。当时霍家新是罗亦农的秘书，他因迷恋大上海奢靡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又不遵守党内秘密工作纪律，曾几度被罗亦农训斥，乃心怀不满。加之这对夫妇认为革命太苦，自己又掌握大量党内机密，以为奇货可居，遂与租界当局静安寺的巡捕房接洽，向一位帮办交涉，要求用他们手中掌握的350多名共产党员的名单和地址换取出国所需的美元和护照，租界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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