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问题在平原省其他地区也有发生。如，1949年秋征工作中，聊城专署大部分县由于干部积极负责，很快完成粮食入仓任务。但有些县则由于工作无计划，及各级干部有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致造成人力、财力的重大损失。根据该专署对调粮入仓工作的检查，在此次运粮工作中，全区共病伤人员14名，死牛57头，伤牛58头，损坏大车零件244件，因轧坏公路被罚款27．9万元。高唐、莘县、茌平等县，由于事先计划不周，大车拥挤，使有些群众在冰天雪地中等了3至5天，粮还卸不下来。有的牛死了，有的人病了，多数群众衣食不足，而收粮干部则熟视无睹，自己仍晚起早息。有的仓库负责干部始终坐在机关里用电话下命令，让群众来回拉运，没有定处。有的干部不重视国家资财，在建仓入库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如冠县全县共收入仓粮366万余斤，就雇用民工889人，每人平均收粮4100余斤，比阳谷每人平均收2．5万余斤，浪费6倍。高唐城仓则抛撒粮食很多，并经常有猪、鸡等糟蹋，亦无人管理。有些县份，如寿张、堂邑、高唐、莘县，由于干部不作普遍深入检查，保管员不认真打更，月余共发生偷盗公粮事件9起，约计损失2000余斤。后经查处，作案者多系地主和不法分子所为。

上述问题发生后，省委虽曾督促省政府党组及濮阳、聊城地委检查和处理，但由于对这一错误事件严重性认识不足，故未能真正予以彻底追究和处理，亦未向华北局及时报告。195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向平原省委和政府党组发出指示信，其中要求省委就送粮事件迅速进行检讨处理，并将结果公开在报上发表，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

报纸的舆论监督

1950年3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濮阳中共地委及专署忽视运粮工作，运粮中发生混乱现象，农民遭受极严重损失，中共中央华北局令平原省委迅即检讨处理》的消息和《彻查濮阳运粮事件》的文章。文章认为，“这一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或缺点，而是严重的带原则性的错误”，因为“首先表示濮阳专署和该地中共地委没有认真地考虑他们当前应当做些什么”；“第二，这一事件又表示他们特别缺乏群众观点，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第三，他们还极端缺乏自我批评精神”。最后，文章指出：“平原省的人民政府和中共省党委对于濮阳事件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他们应当认真负责地彻查濮阳运粮事件，应当使与这次事件主要有关的负责人员，在群众中、在报纸上公开进行自我批评。对严重违犯群众利益的分子必须适当处分，坚决执行纪律。对受害群众应进行道歉并适当地补偿他们的损失。”3月1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平原省聊城专区在运粮工作中发生严重官僚主义，农民受到重大损失，负责人员熟视无睹应受处分》的文章，指出，“平原省聊城专区在运粮工作中犯了这样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使农民遭受重大损失，是决不能容许的”，“我们要求聊城专署进行检讨，并对此事件有关的负责人员迅速予以处分，采用有效办法，补偿农民的损失。并将处理结果公布。”

在当时百废待举之际，党和政府工作中出现某些缺点和错误是难以避免的，而对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就可以防止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克服和制止违法乱纪现象，保证党员和领导干部正确运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中共建党后注重民主监督，为发挥好舆论监督的作用，1942年9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解放日报》工作的决定中规定：“各地党的组织，或党员个人，如受到解放日报上的批评时，均应于最短期间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这个报上作负责的答复，如果批评属实，则应说明所指缺点与错误发生的原因，及应如何改正的办法，否则，该被批评的组织或个人，将要受到党纪的制裁。”

《人民日报》在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后，在实施舆论监督方面也努力作了表率，以期广泛地吸引工农群众在报纸上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使他们成为监督政府和党的工作的巨大的政治力量。如1949年，河北宣化龙烟铁矿庞家堡矿场遭受严重破坏事件，经《人民日报》揭发后，察哈尔省委、察南地委、察哈尔省人民政府和察南专署及所属各县市政府机关、龙烟铁矿等单位就都作了公开的检讨，提出了护矿工作的具体办法。华北人民政府也发布了关于这一事件的决定，处分了纵容或从事破坏的有关部门的人员，并奖励了护矿有功人员。因此群众来信说，“我们亲切地体验了新中国的政风，也看见新民主主义社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鲜的面目”，“大家满意的是报纸揭发了这些错误，在国民党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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