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

提起齐鲁文化，人们首先想起的往往是最有影响的儒家文化。其实，多年来大家忽视了齐鲁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发端于2600多年前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的市场经济思想。

盐铁国有化影响千年

齐国财力之富，富在资产国有化和垄断经营上。

齐桓公问管仲富国之策，并建议对房屋楼台、树木、六畜、人口征税，管仲一一否定之后，郑重提出了自己的富国策：“唯官山海为可耳”。管仲由此首次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了盐铁专卖制度。

“官海”即齐国政府明确规定食盐属于国有，但在生产上实行官督民产，规定百姓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煮盐；最后齐国政府设置盐官，统一收购、统一运输、统一销售。“ 官山”与此类似，国家把铁矿开采交给百姓承包，并根据产值按三七比例分取利润。

《管子·海王》记载，“官山海”让财富迅速积累到齐国君主手中，为桓公霸业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仅食盐专卖一项，管仲为齐桓公算了一笔账：一个具有万辆兵车的大国，1000万的总人口中应纳税的人约100万，每人每月征收30钱，一个月也就3000万钱；但只要每升盐加价2钱，因为食盐销售严格按照户籍实行 “计口售盐”，每月即可多得6000万钱，远超过每月30钱高额人头税带来的收入。

简单的横征暴敛容易激起民变。“官山海”表面上并没有直接征税，不会引起人民的任何抱怨，达到“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是很高明的国家财政方式。

“官山海”在管仲之后备受各朝重视，特别是宋元明清这千余年间，盐课收入成为朝廷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财政来源。

管仲的盐铁专卖思想传承至今，影响深远，成为春秋以后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食盐专卖制度的滥觞，后世因此尊管仲为“盐宗”。

最早倡导专业分工

齐国制造业之发达，我国第一部有关制造科技的著作《考工记》可以为证，该书主要记载的就是齐国手工业作坊的生产情况。

管仲富国策之二正是齐国制造业赖以兴旺发达的“专业分工”制度。《管子·小匡》中管仲与齐桓公关于“四民分业”的一段问答开创了我国思想史上社会分工理论的先河，也奠定了齐国争霸春秋的国力基础，为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沿用。管仲将齐国人民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类，明确规定，四者分类集中居住，世代承袭自己的本职且不能自由迁徙。

分工可以提高效率，世袭可以积累经验。人民一经分工，则士农工商分别“ 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这就是说，同行业的人聚集一起，彼此易于交流生产经验，提高技术水平。以齐国的丝绸为例，我国最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临淄。当时，齐国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丝织品，不仅国内供给充分，还大量畅销到周边各国，乃至“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

对分工带来的贫富差别，管仲特别关注，特意制定颁布多项抑富扶贫措施，其中包括下令不准富豪之家从事手工编织和种菜之类的工作，以确保此类从业者稳定的收入来源不受冲击。

优惠政策刺激商贸

管仲富国策之三，当推重视国际贸易和商业流通。

齐国是最早进行对外开放的国家，管仲在吸引外商方面做足了文章，极具特色。

“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可见齐国当时不重复征税；税率则低至“五十而取一”、“关赋百取一”；甚至在某个时期，对某些商品干脆免税，《管子·霸形》所载“关几而不征，市书而不赋”，意思就是关卡只检查而不收税、市场只登记而不收税。

除在税收上让利于外商，齐国还以人为本，处处优待外商，承诺凡不按照规定对外商服务的官员，将受到法律的惩处，与当今我国各地注重招商引资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

有趣的是，管仲将外商货物多寡与服务档次相挂钩，从而激励外商增加贸易量。《管子·轻重乙》记载：“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这就是说，拉一车货到齐国的外商免费提供饮食；拉三车货到齐国的外商另外免费提供马的饲料；拉五车货到齐国的外商则由政府专门配备可以自由调遣的人员。诸如此类的规定，对吸引外商来齐国贸易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东汉史学家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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