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靠什么来提高部队的士气？这里不能展开讨论，但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收藏有一套相当宝贵的文献资料，它们是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缴获的中国人民志愿军26、27军等部队作战中遗失的大量档案文件、士兵家信和日记。这些文献恰好提供了中共如何使士兵变得服从和效忠的一些证据。

根据缴获资料中几个连队的“政治质量统计表”可知，志愿军士兵的成分基本上是贫苦农民，党团员就占了近1/3，虽然国民党俘虏兵也占到1/3左右，但多数士兵的思想已发生转变。因此，在朝鲜战争最艰苦的一段时间里，部队虽有逃亡或临阵脱逃者，但一般仅为部队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强。

一个15岁就参加国民党军的士兵这样说明自己的转变：“在国民党中时，说解放军要杀人，心里有些怕，但是一解放过来，吃又吃得好，天天吃火腿，同志对我很好，又发衣服，发两双鞋，比老同（志）还多些，我就感觉优待俘虏就是不错……在进军西南中，听指导员上课讲，我们是穷人的队伍，我自想，我家是穷人，以后要分地，我们就是革的地主老财的命，对革命道理我懂得了一些。”（《叶生明入团志愿书》，见韩国翰林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编文献资料，第2卷）

另一个俘虏兵的转变也大致相同：“（在成都被）解放后，不了解共产党，想开小差，恐怕开不脱，后来在壁山经过阶级教育后，始明白了一些，知道了为自己打仗，为人民打仗。在重庆五十厂，看到有人开小差，自己也有动摇，看到又抓回来，自己也就不想开了。但对上级讲的国家胜利的形势有些不相信。”“在剿匪中，看到优待军属，人民政府照顾穷人的情形，我们直接帮助了农人翻身，更把我的阶级觉悟提高了。”（《许泗才入团志愿书》，见韩国翰林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编文献资料，第2卷）

综合这套资料中的相关材料，不难看出中共确实善于做士兵的工作。其原因概括起来大致表现为四个方面的引导和影响：一是当时在解放军里待遇较好，官兵比较平等，鲜有打人骂人现象；二是政工人员，包括老战士，如班长等，大都随时做劝导工作，并现身说法；三是部队里动辄诉苦、阶级教育、全班学习讨论，有很强的政治氛围；四是亲眼见到和从家信中了解到部队、政府确实帮助穷人，分田分地，照顾军属。在这方面，资料中公布的美军缴获的20封来自国内亲属的信件，几乎都在讲共产党如何照顾穷人，鼓励儿子、丈夫或兄弟为国立功，尤能说明问题。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大批贫苦农民出身的士兵容易产生从众心理，因而追求进步，表现勇敢，这是很自然的事。曾读到钱文忠先生谈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一篇文章，他用了一个很传神的字眼：“劫魂”。如果知识分子都会发生这样的思想变化，农民出身的士兵们会变得服从和效忠，又何足为奇呢？

黄仁宇先生其实也注意到中共善于影响和整合农民的这种能力了。他在书中多次提到：抗战期间，中共把自己转变成一个农民政党，努力制定适应自然经济要求的各项政策，从而使自己成功壮大；国共内战期间，“整个乡间完全被动员整合”，“共产党已经找到使用无尽人力和乡间资源的模式，据以打造新的战争机器”。它甚至能够使农民全力为中共军队提供食物、住处、运输、急救等等后勤服务，并协助设置路障、捕捉国民党军队逃散官兵。

也许读者读到这里，会认为我是在批评黄仁宇先生，其实我的目的并非如此。我所要强调的是，人是感情的动物，人的思想、观念甚至思维模式，不可能不受到家庭、社会、教育以及人生经历等各种特定环境的影响。因此，无论我们如何提倡，也没有人能够完全离开既有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来看历史。主张“大历史”观如黄仁宇先生尚且不能完全“脱俗”，何况那些无此意识之人呢？

如果真的能够像黄仁宇先生所主张的那样，把一二百年以来的中国视为一个单位，多问些“为何以这种方式出现”，而不是充满激愤地质问“为何不依照我认为合理的方式出现”，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至少能够少一点偏激与片面，更接近些真实与客观。在这一点上，我不能不佩服黄仁宇先生。事实上，曾经身为国民党的军官，又经历过国共内战，目睹并亲身体验了被共产党赶出大陆的耻辱经过，就感情而言，他完全有权利像其他许多被迫离开大陆的学者一样，利用自己的文字来表达内心强烈的情感与倾向。但是，读过这本书之后，不难发现，除了个别具体事例以外，他在讨论国共两党的历史恩怨及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的时候，表现出的却是一种高度理解的态度。他不仅极力为蒋介石和国民党辩诬，而且明确地肯定毛泽东的成就，并对共产党中国抱以期望。在他看来，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都存在着相当的历史合理性，因而不可避免。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大历史”观，他没有纠缠于自己的历史情结，而是深入地去探讨发生这一切的深层次历史原因，和它们对历史进步的推动作用。他列举的国民党失败的那些内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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