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关押的人，受到刑讯逼供和饥饿的威胁，造成大量死亡，而当政者却无动于衷。3年中死在这个县看守所、拘留所的就有729人。1960年8月，接替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已经一年的谢富治，到该县公安局视察，亲眼目睹干警从看守所将死人往外抬，经询问，知道看守所天天都有死人，他对公安局长说：“看守所天天死人，你也不采取措施制止，不怕夜里鬼来找你麻烦吗？！”在公安工作上竭力执行左倾路线的谢富治忽然良心发现，说明问题有多严重！他对陪同视察的公安厅长杨树芳说：今年青海省计划捕人指标要和去年（1959年）大体持平，不得超过。然后他到新疆视察，回北京路过兰州，又把杨树芳叫去，对他说，今年青海省捕人指标一定要控制在中央下达的5000人之内，要超过，必须报中央批准。杨树芳立即向省委书记高峰汇报谢富治的意见，高峰主持省委常委会，讨论捕人指标，并在会上说：“今年是誓死保卫大跃进，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关键年，捕人不能少。”于是省委向中央报告，全年捕人指标15000人。报告上去后，中央和谢富治都没有表态，实际是同意省委意见，结果全年逮捕了18000多人。

青海省人口最多、最大的农业县——湟中县，是青海省的粮仓，也是饿死人最多的县。可是群众不敢反抗。因为这个县的副县长兼公安局长安有芳，是推行左倾路线的急先锋。他在全县搞捕人比赛，哪个派出所捕人多，他就奖励、插红旗；哪个派出所捕人少，就批评，领导人受处分，给派出所插白旗。仅1958年6月，他根据省里提出的“将反革命捕光，枪支收光，案件破光”的“三光”指示和下达的捕人指标，提出“苦战六昼夜，捕人六百名”的口号。结果6天捕了841人，其中有通奸行为而被捕的270人，占总数32%。1960年7月23日，安有芳到上新庄公社检查工作，决定逮捕几十人。当派出所长念“犯罪嫌疑人”材料时，他睡着了，所长又不敢叫醒他，继续念，等他醒了，所长问：以上的人怎么处理？他迷迷糊糊，连声说“捕、捕、捕”，就这样，一晚他就决定逮捕37人。

1958年6月22日，中共乐都县委向各乡、镇下达了一个详细的捕人计划指标，通过这个计划指标，让大家看看有多荒唐：“全县各类敌人的打击指标（捕人）总捕人数是400至450名。其中宗教人员7至9名，地富分子80至85名，反坏分子95至100名，敌伪军政官吏70至80名，五方面敌人（恶霸、土匪、特务、反动党团骨干、敌伪军政警宪人员——笔者注）30至35名，管制分子15至20名，劳改释放犯、反革命家属40至45名，撤消管制分子26至30名，一贯道徒、巫婆神汉30至36名，开除机关、学校交社（会）管制监督生产的反坏分子7至10名。按乡镇分：碾伯镇捕28至30名，老鸦镇捕15至17名……宗教寺庙捕7至10名。时间要求：六月二十五日开始至七月十五日结束，六月二十五日先逮捕一批，七月三日至五日再捕一批，最后于七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把所掌握的对象全部捕捉起来。”

这么详尽周密的捕人计划，堪称“一绝”。今天的年轻人会问，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不会吧！我要郑重告诉他们，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事，在我们的共和国确确实实发生过。而且还不是一个地方发生过。

当时政法工作提出一句口号：“一长代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一员顶三员（侦查员、检察员、审判员）；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在这个口号指导下，公、检、法三机关等于一个机关，没有任何制约和监督。党、政领导，三家干警，带上空白逮捕证，走到哪里捕到那里；想逮捕谁，就逮捕谁；所谓回来再分家，也根本不分家。

由于公、检、法三家变成一家，被逮捕的人就一定会判刑。有的地方捕人太多，法院审判员少，于是事先将判决书印好，判人的时候不开庭，不和被告人见面，不审问，只在印好的判决书上填上姓名和刑期即可。玉树州法院有一张判决书竟判了183人。判决书这样写道：“被告×××，解放前一贯不务正业，品质极端恶劣，曾先后奸污有夫之妇607人，强奸妇女51人，鸡奸305人，互相鸡奸30人”。大家可能看不懂这莫须有的罪名，更看不懂这判决书是怎么回事。原来这183人中有11个妇女，172个男人，把他们通奸（包括男女）、强奸、鸡奸、互相鸡奸（男人）累计统计起来，得出那个总数，而不分每个人有多少这样的行为，可是从文字上看，似乎这183人每人都强奸了607个人，包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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