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平常心 曾会毕加索

1979年，历史再次将机遇与重任赋予张仃。影响中国现代艺术复兴的首都机场壁画，让人从中看到愉悦、和谐和久违的美。首都机场壁画在当时的文化界和思想界掀起冲击波，引发了许多关于“美”、“人性”、“道德”、“现代化”等等讨论，也帮助人们突破了种种观念的禁锢，成为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形象传播范例。

谢春彦回忆说，“文革”时批判张仃扯出了一件事，张仃对于黄宾虹和齐白石十分景仰，曾经面对着黄宾虹的山水磕头，表达自己对老一辈大师从学术上发自内心的尊敬。然而在“文革”时却遭到了批判，认为他拜倒在封建画家的面前。张仃这位非常有人情味的艺术家，对真正有才华的人不在乎名气大小，苏州有已故老画家沈子丞，为人十分低调，闭门作画不见客，张仃先生亲自登门拜访他，称赞他的作品与书法，得到沈子丞书写的对联之后，张老开心得如孩童。“能有这般平常心的，在同辈的成名画家中太少了，几乎硕果仅存了。”谢春彦说。

张仃的夫人灰娃回忆说，1956年，张仃担任法国国际博览会中国馆总设计师，被邀参加了中国派往法国的文化团,并终于有机会一见毕加索，张仃当时送给毕加索一个齐白石的画册，毕加索回送给张仃一本他自己的画册。

张仃观点

守住中国画的底线

过去有人提出“革毛笔的命”，现在有人提出“笔墨等于零”。老实说，我无法同意这样的观点，也不太理解这样的观点。一个画家要证明“笔墨等于零”的办法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完全不碰笔墨，这样，笔墨于他就等于零。

一万个人有一万种笔性，难以强求一律，也不应强求一律。但是，作为中国书画艺术要素甚至是本体的笔墨，肯定有一些经由民族文化心理反复比较、鉴别、筛选并由若干代品德高尚、修养丰厚、悟性极好、天分极高而又练习勤奋的大师反复实践、锤炼，最后沉淀下来的特性。这些特性成为人们对笔墨的艺术要求。画家可以有充分的理由不拿毛笔作画，但他如果拿了毛笔作画，而且是在画中国画，那他就要受到文化的制约。没有一个画家能摆脱文化的制约。

在中西绘画100年的交融中，我们看得出中国画对西洋画的影响是微乎其微，不足挂齿，而西洋画对中国画的影响可以说是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但是，一幅新的中国画和一幅好的中国画，在我们心底里是有一杆秤的。一幅好的中国画要素很多，但是基本的一条就是笔墨。由于笔墨这最后一道底线的存在，使我们在西学东渐的狂潮中仍然对中国画没有失去识别能力和评价标准，我们仍然能够在一堆用宣纸画出的作品里挑选出好的中国画，仍然能够在100年的风云人物中认准谁是大师，而谁只是昙花一现。我们积极评价这个100年中西绘画的交融和冲突，因为它把中国画的底线逼出来了，它使我们非常清楚不该在哪些方面无谓的争执，应该在哪些方面固守阵地。笔精墨妙，这是中国画文化慧根之所系，如果中国画不想消亡，这条底线就必须守住，守住这条底线，一切都好说。在这条底线上作业，需要悟性，更需要耐性，急不得、躁不得，更恼不得，最后就是看境界，看格，看品。     （注：本文系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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