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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中国的皇权制度(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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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3-27 11:51:12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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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认识“尊王”、“忠君”和“三纲”
由于相信“君主制是古代社会条件下唯一合理的政治制度安排”，方先生对“尊王”、“忠君”和“三纲”做出了正面肯定，理由是：
“尊王”就可能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因为“王”是当时国家整体利益的最高代表；而“忠君”，则有可能为苍生谋福祉、为社稷谋太平，因为国君作为最高权威在当时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源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三纲”特别是“君为臣纲”，则可能意味着从大局出发、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意味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意味着忠于自己的良知和做人的道义。
这种观点完全是儒家政治伦理的老套路。按照儒家政治伦理传统，“有德者宜高位”，执国家权柄之人都是“奉天承运”、“天命所归”的有德之人；这样的“真命天子”就像传说中具有至上美德的尧舜一样，上承天意，下应民心，为民立极，化育苍生，具有“大公无私”的至上品德。用方先生的说法，就是代表“国家整体利益”，“为苍生谋福祉、为社稷谋太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尊王”、“忠君”和“三纲”的合理性和正义性，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应然性的基础之上。
儒家以应然性立论的政治伦理，具有一厢情愿的特征，其前提是：最高统治者天生具有超凡脱俗的克制欲望的意志，始终不让欲望之流溢出儒家设计的“礼法”岸堤。然而，无情的事实是，在掌握至上权力的前提下，帝王的欲望(性欲、权力欲和贪物欲)是不可能受到外界力量阻遏的。所以儒家的政治理想一旦付诸政治实践，总免不了碰壁的窘境。这在儒家思想家也是不得不承认的。宋代大儒朱熹慨叹，从孔子以后的“千五百年之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朱子文集·卷二十六·答陈同甫》)其实，不仅在他之前的一千五百年，就是在他身后的近一千年间，也同样“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一部二十四史使人们看到的是连绵不断、层出不穷、触目惊心的君王昏聩且糜烂、官员贪婪且无能、政治腐败且暴戾。尽管我民族对“圣王”歌颂之勤，对“清官”期盼之殷，远非世界其他民族所能比拟。
既然君主并非总能代表“国家整体利益”，“为苍生谋福祉、为社稷谋太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乃是天下大乱之祸源，危害国家利益，荼毒天下生灵，阻碍社会进步，则“尊王”、“忠君”和“三纲”的合理性和正义性，自然就大成问题。暴君与暴政之下的“尊王”、“忠君”和“三纲”，无异于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方先生列举诸葛亮、岳飞之例，说明儒家“尊王”、“忠君”及“三纲”的积极意义，其实并不恰当。在我看来，此二人与其说是“尊王”、“忠君”及“君为臣纲”的榜样，毋宁说是践行儒家道德理想的典型。对于中国传统士大夫而言，这种理想的必然前提是“圣君明主”的存在。如果刘备不是“仁圣”之君，而是夏桀、商纣或隋炀帝，后人还会如此尊崇这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贤相吗？而岳飞虽有抗击外来侵略的不世之功，却常被后人认为“愚忠”，乃是因为他所效忠的宋高宗并非人们心目中的“明君仁主”，而其蒙受的千古奇冤，恰恰证明了“尊王”、“忠君”及“三纲”中“君为臣纲”的可怕。
实际上，儒家思想家知道并非所有君王都是“明君圣王”，但想到的充其量只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类消极的“独善其身”，而就是想不出“君王无道”时怎么办的制度对策，我们的这些祖先是不是有点“傻”呢？尽管方先生是很不愿承认这一点的。
最令人诧异的是，方先生竟以“今天的法官有时昧着良心草菅人命，但我们不会因此否认‘法官要你亡，你不得不亡’的合理性”之例，来证明“君为臣纲”中“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合理性。这个比喻实在是不伦不类。第一，法官草菅人命从来就是被人厌恶、痛恨的行为，不具有合理性，更不为制度所允许，岂能与皇权制度大肆张扬的堂而皇之的制度性的“君为臣纲”相提并论？第二，法官草菅人命的事件虽有发生，但仍受到程序正义的制约，哪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来得威武雄壮？第三，现代法律制度下，当事人即使被某些法官操纵的法庭断为死刑，仍享有抗辩的权利，“金口玉言”的皇帝治下的臣民哪里享有这样的权利？将此两例相提并论，荒谬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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