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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旱灾的特点、社会影响与应对措施(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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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4-14 12:01:02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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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考古研究所编《湖南自然灾害年表》统计，连续6年发生旱灾的有2次，连续5年发生旱灾的有3次，连续4年发生旱灾的有3次，连续3年发生旱灾的有8次，连续2年发生旱灾的更是多达15次。
其次，旱灾发生周期的不断缩短，固然与几千年来冷暖交替的气候变迁有关，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人类活动所造成的巨大影响。随着人口的增长、农耕的发展、定居生活的普遍化，对部分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逐渐超过了其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造成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水旱等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史念海先生曾对黄土高原生态变化的情况进行考察，认为森林的破坏、生态失衡与农业生产有很大关系。战国以前这种破坏还不太明显，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黄土高原上的平原地带已经没有了森林，这种破坏在隋唐时期延伸到了山区，而明代中期以后的破坏则是毁灭性的，已经到了难以恢复的地步。另外，历代一些不合理的农耕制度和耕作技术也是重要原因，滥垦土地、广种薄收既无法解决粮食问题，又破坏了植被，也加剧了水土的流失(《河山集·三集》148—149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近来又有学者指出，为了追求产量，人们逐渐放弃耐旱且稳产的黍稷等作物，改种需水量大的小麦、玉米等作物，农作物种植品种的这种变化也是旱灾增多的一个原因(樊志民、冯风：《关中历史上的旱灾与农业问题研究》，载《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综而言之，山林破坏、耕作不当、黄沙遍地、水流干涸、旱灾日重，形成难以阻遏且日益加速的恶性循环。
再次，由旱灾开始，往往形成一个范围广、时间长、危害大的灾害链。旱灾使农业生产遭受巨大损失，粮食大幅度减产甚至绝收，往往引发大面积饥荒。如《汉书·王莽传》载：王莽时，“连年久旱，亡有平岁，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饥民死者十七八。”又如，《明英宗实录》载：天顺三年，“辰州、永州、常德、衡州、岳州、铜鼓、五开等府卫自五月至七月不雨，民之饥殍者不可胜记。”诸如此类，史不绝书。而历史经验和现代科学研究也已经证实，蝗灾多与旱灾相伴而生。徐光启云：“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农政全书》卷四四)长时间持续的旱灾往往还会导致大规模瘟疫的流行，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如《史记·孝景本纪》载后元二年“大旱。衡山国、河东、云中郡民疫”，《旧唐书·德宗本纪》载贞元六年夏“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众”。此外，长期干旱也是引发火灾的重要诱因。
二、古代旱灾的社会影响
旱灾对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生产发展和百姓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旱灾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食物与用水短缺，农业生产难以开展，人们无法在土地上获得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因饥渴或饥饿而死者所在多有，造成局部地区人口锐减。据《文献通考》卷301记载，北宋明道二年(1033年)“南方大旱，种粒皆绝，人多流亡，因饥成疫，死者十二三。”明末崇祯年间的特大旱灾发生前，全国人口为9987万，灾后则为8848万，减少了1139万，数字之大可谓触目惊心。而劳动力的减少必然造成大片土地荒芜，导致经济恶化和财政危机。
因旱灾而引发的流民潮在历代官私史书中屡见不鲜。仍以两汉之际为例，王莽地皇三年(22年)四月,“枯旱霜蝗,饥馑荐臻,百姓困乏,流离道路。”而当年夏天“蝗从东方来，蜚蔽天”，“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汉书·王莽传下》)。东汉安帝初，“连年水旱灾异，郡国多被饥困……时饥荒之余，人庶流迸，家户且尽”(《后汉书·樊宏列传》)；桓帝延熹九年(166年)，“青、徐炎旱，五谷损伤，民物流迁”(《后汉书·陈王列传》)。魏晋以后，战乱频仍，加上水旱灾害不断，人民更是饱受迁徙流离之苦。
明代思想家丘濬指出：“劫禾之举，此盗贼祸乱之萌。”(《大学衍义补》卷一○)邓云特也强调，“大暴动兴起之以空前灾荒为其背景者，几为不可逾越之定律。”(《中国救荒史》168页)日益频繁的旱灾对正常的社会秩序构成严重威胁，特别是汹涌的流民潮极易引发社会动乱，轻则转为流寇盗贼，重则发生武装暴动甚或大规模起义。
事实上，对于水旱灾害与王朝兴亡之间的关系，有识之士早已谈到。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三川竭，岐山崩”，发生了一次由地震引发的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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