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事也有两说。第一，所谓李严自私自利(所在治家)，滥施恩惠(尚为小惠)，沽名钓誉(安身求名)，不以国事为重(无忧国之事)，只是诸葛亮的一面之词，缺乏证据。第二，李严没有起到辅臣作用，是因为他不在朝廷，使不上劲，不能怪他。第三，李严要求当刺史，要求开府，也不能简单地说就是争权夺利，跑官要官。因为他这位“副顾命大臣”的权力、地位、待遇，与那位“正顾命大臣”相比，实在是相去甚远。所以尹韵公先生的《李严之废》一文，就认为李严是在“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地”争取和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为此，李严甚至想出了劝诸葛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的馊主意。在尹先生看来，李严此举，是“存心让诸葛亮难堪”。结果，诸葛亮“大为恐慌”，不得不立即回信表*迹。诸葛亮说，如果灭了曹魏，杀了曹叡，和诸位一起受封，即便十锡我也敢接受，何况九锡(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这话说得大义凛然，却也大犯忌讳。什么叫“十命可受”？曹操只不过受了九命，就被大家骂得半死；诸葛亮如果当真受了十命，又会怎么样呢？
由此也可见李严相煎之急。这在赞成诸葛亮的人看来，就是“猖狂进攻”。但在赞成李严的人看来，则无妨说是“维权行动”。尹韵公先生就认为，李严已经看出，诸葛亮“没有把他这位托孤同事放在眼里”，处处“排挤、压制、冷落”他这个副手，还时时“予以掣肘”，李严当然会“不示弱，不服气，不买账，伺机反扑”了。
或许有人会问，诸葛亮为什么就不能给李严一些权力呢？尹韵公先生认为，就因为诸葛亮是一个“权欲极盛的政治家”。他的作风，是“大权独揽，小权也不分散”(按即所谓“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哪怕同为托孤，也得束之高阁，而李严偏不吃这一套。也就是说，李严的悲剧，就在于他不愿意当一个有名无实的顾命大臣，而“擅权心烈的诸葛亮”则“根本不愿、也不容他人染指最高权力”，这才水火不能相容。结果，“善于玩权的诸葛亮”逮住了“李严送上门来的过失”，一出手就把他打翻在地，再也没能翻过身来。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按照以余明侠先生为代表的历史学家的看法，严亮之争的实质，是李严争权夺利猖狂进攻，诸葛亮顾全大局一让再让。其斗争轨迹则是：进攻，忍让；再进攻，再忍让；直至李严自我暴露自取灭亡。相反，按照以尹韵公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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