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年（1653）三月，世祖谕工部，说“睿王坟园”因伊罪恶而被毁坏，“似属不忍”，其坟园房屋门墙都应进行修理，“柱用黑色，仍命信郡王拨人看守”。如果恨之入骨，问心无愧，顺治帝何须过问多尔衮坟墓之事，任其毁坏即可，为什么要进行修葺，又为什么要派人看守？此时的世祖，恐怕也觉得在对待多尔衮的问题上做得有些太过。

无独有偶，顺治十二（1655）年正月，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许尔安分别上书为多尔衮鸣不平，认为诸王之中，论功应以多尔衮为冠。多尔衮不仅首倡扶立皇上，而且还曾立斩私谋拥戴他的阿达礼和硕托。而且多尔衮大权在握入燕京后，并未自立，而是迎皇帝迁都。多尔衮屈死豪格并娶其王妃确实有错，但功多罪少，请求为多尔衮平反，复其爵，修其墓——“乞赐昭雪”。此事遭到当政之济尔哈朗的强烈反对，上疏不仅将多尔衮骂了个狗血喷头，而且建议将彭长庚和许尔安论死，没收家产，妻子为奴。从这件事的处理结果看，世祖心中虽曾不安，但其并不想这么快就给自己扣上反覆无常且忘恩负义的帽子，既不想平反，又不想从重处理要求平反的人。因此，其特意下诏从宽处罚彭、许二人，将其流放至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之地。许尔安的一等子世爵则由其子承袭。

100多年过去，乾隆三十四年（1769），清高宗弘历即乾隆帝下诏，称多尔衮“摄政有年”，因威福自专，以致获罪。但念其当初“统众入关”，“檄定中原”，曾有的功绩不应泯灭，而今其坟茔杂草丛生，荒芜不堪，令人恻然。故著内务府派员查看，修缮其墙屋，种植松树、楸树，并准许多尔衮之近支王公等定时祭祀——多尔衮的冤案开始有了转机。

9年后，高宗得闲而翻阅《实录》（清代官修记录清代历朝皇帝生平事迹的史书），有感于祖宗创业之艰难、功臣辅佐之勋劳，思及后来有些人因事降职削爵，或更改了封号，大不以为然，遂决定追复其封爵。而其首先为之翻案的就是多尔衮。

乾隆四十三年（1778）正月，高宗颁诏，称多尔衮如有谋逆之心，完全不必于以其死后僭用“明黄龙衮”这一帝王御用之物来作为证据，因为多尔衮生前完全可以自立为皇帝，并举出宋太宗赵匡义谋篡太祖之子赵德芳之位而自立的实例。而且，高宗还指出，多尔衮在摄政期间，“办理政务秉公持正”，只是由于其“威福不无专擅”，故“宵小”即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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