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可汗写了一封卑辞修好,并许以“称臣纳贡”的书信,又带上一份厚礼,派刘文静前往突厥谈判。
刘文静到达突厥时,始毕可汗问:“唐公起事,今欲何为?”刘文静回答:“皇帝废冢嫡,传位后主,致斯祸乱。唐公国之懿戚,不忍坐观成败,故起义军,欲黜不当立者。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始毕可汗听了大喜,立即派遣大将康鞘利率领二千骑兵,随刘文静前往太原,又献上马千匹表示友好。刘文静这次出使突厥,秉承了李渊、李世民父子的意图,抓住了突厥始毕可汗贪财图利的弱点,许诺攻下京师长安后所有财帛金宝归其所有,正中始毕可汗下怀。这件史实,唐代历史学家杜佑在他的《通典》中也有所记载:“(突厥)又更强盛……。大唐起义太原,刘文静聘其国,引以为援。”打通了突厥这一关,向突厥称臣纳贡,引以为援,消除自己争夺天下时来自突厥的巨大威胁,消除后顾之忧,这对于刚刚起步的李氏集团来说,是非常值得的。
随着李渊势力的发展壮大,突厥人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始毕可汗经常寻找各种借口,要李渊进贡财物。“及高祖即位,前后赏赐不可胜纪。始毕自恃其功,益骄踞;每遣使者至长安,颇多横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优容之。”“赏赐”这词用得很妙,下级给上级应为进贡,上级给下级才为赏赐。李渊是臣子,突厥始毕可汗是君王。虽然唐书颠倒主次混淆黑白但掩盖不住李渊称臣纳贡的事实。“优容”,实际上是由于实力不如突厥,而不得不满足对方的贪欲,对突厥的各种无理要求不敢有违抗。始毕可汗去世后,为了表示哀悼,李渊“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诏百官就馆吊其使者。”这是中国古代只有国君死时才能举行的隆重礼节,而李渊、李世民父子认识到由于唐朝在实力上与突厥相比仍处于下风,与其他集团争夺天下的局面还没有结束,所以只能稳住突厥,强忍怒气,与突厥新任可汗处罗搞好关系。处罗可汗死后,李渊、李世民父子仍以“臣礼”致吊,仍诏百官到其使者处吊丧。
唐朝统一全国后,突厥人看到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从各个割据者手中勒索财物了,因此趁唐朝国力还不十分强大之际,连年进扰内地,掠夺人口和财富。突厥颉利可汗曾亲率大军15万入攻并州(今山西全境和河北、内蒙部分地区),掳掠男女5000余口;又曾率骑兵10余万大掠朔州、进袭太原;更于626年李世民刚刚即位之时率兵20万直逼唐都长安城外渭水便桥之北,距长安城仅40里,京师震动。唐太宗被迫设疑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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