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齐鲁晚报》2010年11月19日B07版，作者：戴永夏，原题：《苟利民生何惧贫》

身为一个“地师级”领导，情愿到贫穷落后的地区工作，跟那里的百姓同甘共苦，经常挖野菜充饥……他，就是宋代著名大诗人、曾经做过密州知州的苏轼。

宋神宗熙宁七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期满后，主动要求到山东密州（今诸城，宋时辖胶西、高密、安丘、诸城、莒县五县）任职，担任该州的最高长官“知州”。当时的密州是个贫穷山区，经济萧条，文化落后，百姓生活困苦，政府官员的薪俸也很低。这与有“天堂”之称的杭州不啻天壤之别。正如苏轼在《超然台记》一文中所写：

予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乐也。

身为地方长官，在杭州时出门是舟楫画舫，住的是雕梁画栋，满目是迷人的湖光山色。而到密州后，出行是车马劳顿，住的是木屋草房。出门所见，尽是桑麻遍野，荒山连绵。而且甫一到任，就遇上天灾，庄稼歉收，盗贼遍地，民间纠纷不断……在此情况下，他这密州的“一把手”也一贫如洗，连粮食都不够吃，每天只吃些枸杞、菊花等野菜充饥。他在《后杞菊赋并叙》中进一步写道：做官十九年来，家中日益贫困，吃穿都不及以往。到密州后，本以为可以吃顿饱饭了，然而厨房里空空如也，吃的仍令人担忧。于是，他天天在公务之余，跟同僚刘庭式一起到城边荒废的菜园中挖野菜吃。他们边挖野菜边谈笑风生，日子虽苦，但却苦中有乐。

苏轼为何愿到这穷地方过贫苦生活？这固然不是庸俗的功利观所能解释，他也不曾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标榜自己，而说他有与民同甘共苦的良知和以苦为乐的胸怀，倒比较符合实际。正是在跟百姓同甘共苦中，他才能及时发现问题，为百姓排忧解难。有一次，他跟刘庭式沿着城墙根挖野菜，忽然在一丛枸杞旁发现一个用包裹裹着的弃婴。他心痛地捡起弃婴，抱回府中抚养，从中更深地了解到百姓生存的艰难。于是他下令州府的官员到野外去捡拾弃婴，自己也“洒涕循城拾弃孩”。几天时间，州府中就收养了近40名弃婴！他把这些弃婴分别安排到各家抚养，政府按月给抚养费，两年内救活数十名弃婴。两年后，苏轼被贬黄州时，还把收养弃婴的经验传授给鄂州太守朱寿昌。因当时岳鄂民间有“溺婴”的恶俗，许多婴儿刚生下来就被放到水盆里淹死，出生晚的女孩几乎无一幸免。苏轼建议朱寿昌依法禁止溺婴行为，并在黄州成立一个名为“育儿会”的慈善机构，动员人们捐钱捐米救助婴儿。他虽然囊中羞涩，也给“育儿会”捐了十千钱的善款。

跟百姓一起吃苦受贫，也使苏轼进一步密切了跟群众的关系，更深入地体察百姓疾苦，从而更有效地帮他们战胜灾荒。他刚到密州时，那里正遭受严重的旱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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