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近代以来，各国史家对蒙古人的残暴也颇多原宥之辞。符拉基米尔佐夫认为成吉思汗向来为人所诟病的嗜杀问题，应从其时代背景去判断，“即使在重大战役中，成吉思汗的残酷与嗜血并未超越当时其他民族的将领”。法国东方学者格鲁塞（René Grousset）的《世界征服者》中也认为：成吉思汗征服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不是由于他本人的嗜杀，而是由于当时蒙古文化及其正义观的局限。

从正面的影响言之，甚多学者皆认为，蒙古人使欧亚内地的大部分笼罩于一政权之下，缔造所谓“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对促进东西文化、经济交流大有贡献，例如格鲁塞称赞蒙古征服“将环绕禁苑的墙垣吹倒，并将树木连根拔起，却使鲜花的种子从一花园传播到另一花园”，其文化传播之功可与罗马人先后辉映。美国学者阿布·卢高（Janet K. Abu Lugho）认为，由于蒙古帝国为商旅提供畅通安全的环境，一个涵盖中国、伊斯兰教世界及欧洲的“世界体系”已然成形，早于欧洲人所建立的体系两百年。美国人类学家魏泽福（Jack Weatherford）近年出版的《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创造者》 更主张，蒙古征服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达，加速了区域间人口、观念及科技的转移，乃至全球文化与世界体系的发轫。欧洲则是蒙古征服的最大受益者。中国的几大发明与波斯绘画风格的西传，导致西欧“文艺复兴”的诞生。作者更强调蒙古人所主张的贸易自由、交通开放、知识共享、世俗政治、多教共存、国际法、外交豁免的精神，构成了近代世界体系的基础。

平心而论，蒙古征服对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确实有促进之功，也间接启发了以后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乃至文艺复兴的开端。但是，有如内地元史学者周良霄所说，促进东西经济、文化交流仅为蒙古西征的偶然结果，而不能当作评价西征的主要依据。而且，所谓“蒙古和平”为时甚为短暂，商道的畅通在忽必烈时代即因各汗国间的内战而中断，所谓“世界体系”如曾存在，亦仅昙花一现而已。蒙古人亦未主张世俗政治、国际法、外交豁免的精神。近代世界形成的原因甚多，“蒙古和平”仅是一项间接因素。如称成吉思汗为近代世界的创造者，不免引喻失当，过分夸大他和他的继承者之正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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