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隋炀帝的“功业”，仅从“客观效果”而言，不过是一条大运河。而其暴戾至于有能耐搞垮一个新生的政权，则比桀纣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祸害当世，陷民于水火，而且足以为千古之戒。这样的暴君，还谈“功大于过”，连说过“好头颅，谁来砍下”的他本人也会羞愧的罢。

本文摘自：《报刊荟萃杂志》2006年第11期，作者：刘洪波，原题：《隋炀帝之功业》

为历史人物翻案，看来已成为一门显学。已经看到屈原因情变而遭杀身的考证，又看到“卫巫监国”的周厉王是改革家的新解，眼下又有一篇文章说，一位先生得出了隋炀帝功大于过的妙论。隋炀帝有何盖“过”之功呢？一在开凿运河，二在复开学校，三在整理古籍，四在使通西域，五在宽减刑罚。

以此而论，我想还可以加上发展演讲术，提倡诗歌写作，开创元宵民俗，发展旅游事业罢，那就更可证隋炀帝“功大于过”了。假如把杨广先生上台之前的英雄性格、圣贤抱负，以及朴实谦恭礼贤下士诸种美德也一一算上，更可以证明隋炀帝“品质优良”。可惜，隋炀帝之功过，实在不是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学问家可以颠倒过来的。上台前假作的美德，固然随着他手刃其老爹的一举而一并东流，即便上台后的一系列“功德”比起其暴行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评价一个帝王级头领的功过，是以人民的生存状况为据，还是以别的什么为凭，应该是一目了然的。隋炀帝在位十五年，四伐高丽，三下江都，一巡北庭，每一次“大动作”都付出百姓的尸骨，良民的钱财。假如国家不是真正陷于“民不聊生”的境地，向以易于满足为特点、“宁做太平犬”的中国老百姓，也不至于刚刚过几天太平日子就起来把杨广先生干掉。隋炀帝五十而殁，不得善终，独夫而已，固不足惜，但他的暴行使中国又有了十八年混战，三分之二的人民因而死亡。不能忍受一个“功大于过”的帝王，岂不是罪在百姓了么？

当一个帝王级的头领，确实太容易“立功”了。开凿运河，无论是为着游幸的方便，还是为着民生的改善，“客观效果”却是摆在眼前的。孟姜女哭丈夫而死，长城却成了中国的骄傲，“暴秦”也是有功的。卫懿公虽然失国，毕竟还是养鹤的能手，动物保护的行家。陈叔宝虽然荒于政事，又振兴了戏剧。赵佶无能保土，却弘扬了书画艺术。就算像朱由校那样做做木工活，也可以叫作“提倡技术革新”的罢。可是，这些东西对于一个帝王级的大人物到底算得了什么？

一个处在杨广先生这样的地位的人物，首要的责任在于治理国家，改善民生，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这才是大功德，论功过，这是最根本的一条。除此之外，即便生活简朴、谈吐幽默、多才多艺、兴趣广泛、修养不凡、富于人情味等等，都只是细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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