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各代基本沿用下来。一场是贴经，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填空。主考官从诸子经书中选取一行，然后把其中的三个字贴盖住，让考生读出被贴的字是哪几个，其用意不过是考考生的背功，测试一下考生对经书的熟练程度。第二场考诗赋，每个考生作诗一首、赋一首，这一场极为重要。如唐开元二年（714年）赋试的试题叫《旗赋》，且规定必须以“风日云野，军国清肃”八字为韵。当朝状元李昂写了一篇27句327个字的赋，全文洋洋洒洒，文辞雄劲，用韵准确，在录取的27名进士中，名列第一。第三场考试策，就时务出个题目，让考生回答自己的见解，目的是想看看考生对治国方略的独到见解，以为国家选择治国平天下的英才。这三场考试都实行淘汰制，每场皆定去留。只要一场考不好，状元梦随之破灭。宋仁宗后，又对科考进行了修改，按策、赋、贴经、墨义的次序，让参试者并试四场，综合平衡后再定夺。考生考完后，由“读卷大臣”排出前十名，呈送皇上，最终由皇上根据个人评判圈定谁为“第一甲第一名”。所以说，能中状元者大多都是当朝才子。他们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或有良好的文化氛围，或有独特的天赋异质，往往具有众人称颂的绝代才华。如明代状元杨慎，“幼警敏，十一岁能诗，十二岁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十三岁诗名满京华，被诗坛领袖李东阳收为高足，十九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状元，成为明代四川唯一的状元郎。
在这七百多位状元郎中，也不乏平庸之辈。为数不少的人高中状元后，一事无成。他们性格怪僻，饮酒成癖，穷困潦倒，暮年凄惨。唐代昭宗光化二年（899年）状元卢文焕，穷苦之极，连顿酒也喝不起，可谓够可怜的了。还有许多状元，为官一任，了无政绩，终生平平。更有甚者，投降叛军，诬陷谄媚，被史书称为“奸邪小人”。如投降金兵、助纣为虐的北宋状元莫俦。此等状元，无以入史，难留清名，可称状元中的不肖败类。
在状元科考中，有时也并非全凭真才实学，有的人就是靠走关系或是偶然原因高中状元的。唐代就有“许愿状元”牛锡庶、“自荐状元”尹枢、“相扑状元”王嗣宗等，从其绰号即可见其为人。状元裴思谦则更为恶劣，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礼部侍郎高锴知贡举，主持科举考试。他标榜公正，宣言杜绝请托。裴思谦凭与赫赫有名的大宦官左神策军中尉仇士良的关系，要求高锴让他当状元。当时，文宗皇帝是个傀儡，仇士良权倾朝野，裴思谦怀揣仇士良的信，公然对高锴说：“裴秀才非状元不放。”高锴沉思良久，自知无力相抗，不然马上就会大祸临头，只好无可奈何地把裴思谦录为状元。天下动乱，皇权旁落之时，貌似公正的科考常常难脱权宦重臣的掣肘，成为宫廷政治的玩偶，这不能不说是科考状元的悲哀。
历代状元中，大多出身名门望族。他们从小就处在优裕的家庭环境，既有重臣之后，又有名士之家。有的甚至是父子状元、祖孙状元、宰相子、尚书婿。父辈的荣耀和辉煌的地位为他们登上科考的顶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许多人就是靠名臣的举荐和培养，顺利圆了状元梦。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状元出身寒门。他们全凭自己的才智成为一国学子之冠。特别是宋太祖，为了革除唐代权贵操纵科举、营私舞弊的沉疴，在科举中加强对权贵子弟的监督限制，有意选拔了一批平民子弟科举及第。如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的状元吕蒙正，幼小时就被父亲赶出家门，随母流落龙门山，栖居山间石窟中。元代杂剧名家关汉卿的《吕蒙正风雪破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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