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当时的走私活动很多已经是半公开或半合法的，而朝廷的政策也往往是充满矛盾的。比如，广州早在正德四年（1509年）就已开始准许非朝贡船只的进口贸易，后来还得到礼部的肯定，从根本上否定了“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的朝贡贸易基本原则58。

葡萄牙人则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得到明朝的允许，在澳门定居和通商。他们把澳门作为与日本、菲律宾和印度贸易的中转站。当时正是明朝与日本关系恶劣、倭患猖獗的时候，很多中日之间的贸易便经过葡萄牙人之手，在澳门进行59，而明朝对此亦不过问。

另一个回避明朝禁制的办法便是利用琉球的朝贡贸易。琉球在明初已成为明朝的朝贡国，日本与明朝的朝贡关系中断后，很多日本人便通过琉球，继续与明朝通商。即使到了17世纪初，琉球被日本南部的萨摩藩大名控制后，明朝仍然假装不知，继续允许琉球入贡60。这当中的原因就在于，明朝需要从日本输入白银，作为货币之用。由此可见，日本与明朝的贸易其实从未中断过，而明朝的“海禁”政策在执行时是相当务实的。

我们可以从白银流入中国的程度，一睹明清对外贸易的兴旺。白银在明朝的中后期已成为中国的主要货币。由于中国国内市场规模庞大，因此对白银的需求非常大。但中国国内银矿甚少，所以白银必须依赖外国进口。明清时期世界的主要产银地区是新大陆（占全球产量的85%）和日本（占余下15%的大部分）。在明朝和清初，日本是中国白银的主要来源；到了18世纪，新大陆成为中国白银的主要来源61。据估计，从16世纪中期至18世纪末的两个半世纪内，日本和新大陆出产的白银，有1/3～1/2经国际贸易渠道直接或间接流入了中国62。即使这些估计可能过高，但我们知道在明末清初以及乾隆后期，中国的银价已经和世界的银价差不多63；况且，清初官员慕天颜和靳辅均提到过当时中国社会白银充裕的情况64。这说明在这两段时期，白银的输入已接近市场饱和，同时也间接显示出，明清的对外贸易虽然是在诸多限制的情况下进行的，却仍然极为旺盛。

明清另外还有对国民侨居海外的禁制。因为有倭患和郑成功的先例，明清政府不信任长期居留海外的中国人，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但规定出海者在海外居留不能超过限期，却和其他规定一样难以执行，因为有很多像遇到风暴等理由，令出海者无法在限期内返国。也有明清官员明白这些规定是不合情理的，因而没有执行。万历年间的福建巡抚许孚远便曾准许过期未归的船只回国而不治罪65。到了清乾隆年间，清廷终于接受福建巡抚陈宏谋和两广总督杨锡的建议，撤销海外居留的三年期限66。

但不论有无对侨居海外的限制，自明朝以来，在东南亚和日本侨居的华人数目不断上升。早在1603年，马尼拉已有25000～30000华人，而西班牙人只有1000多名。后来，在巴达维亚（即今天的雅加达）侨居的华人比马尼拉的还要多，到1730年前后已超过10万人。到1618年，移居日本的华人则有两三万之多。当时日本的长崎港有一个“唐市”67，像今天欧美城市的唐人街一样。

对侨居海外的禁制，似乎不包括对侨居欧洲的限制。我们知道在明清时期有不少洋人来到中国，但同期也有中国人在西欧居住。纽约大学教授卫周安在其《北京的六分仪》（TheSextantsofBeijing）一书中曾提及多名当时旅欧的华人，其中包括：在17世纪后期随耶稣会传教士到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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