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结赞想施诈计获大利，以为李晟失兵权，浑瑊被擒，马燧一定得罪，三将既去，就可得长安。唐德宗外怨回纥，内忌功臣，想与吐蕃结盟来实现自己的蠢愚想法，奸相张延赏全力主和，排斥李晟，造成“武臣皆愤怒解体，不肯为用”的危局。形势确是对吐蕃有利。但是，唐朝廷上有以李泌李晟为首的一批文武官，虽然不得势，也下会让尚结赞完全得志。骆元光、韩游環救出浑瑊，说明计谋早被识破。劫盟以后，张延赏惭惧，称病不出，唐德宗不得不依靠反对和蕃的一派官员，任李泌为首相，李晟、马燧、柳浑相位不变。唐与吐蕃的关系从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孪泌劝唐德宗北和回纥，南通南诏，西结大食、天竺，使吐蕃四面受敌。唐德宗听从，与回纥和亲，又使剑南节度使韦臯招南诏年附。七八八年，回鹘（本年回纥改称回鹘）可汗上书，愿为唐击吐蕃，南诏王也决计附唐，不再助吐蕃。原来大食是吐蕃的劲敌，蕃兵大半驻在西域，抵御大食东侵。七八六年，韩洸（音晃huàng）在请伐吐蕃收复河湟疏中说，“闻其（吐蕃）近岁以来，兵众寝（渐）弱，西逼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计其分镇之外，战兵在河陇者，五六万而已”。据入蕃使崔翰密查，吐蕃驻河陇兵马真数，只有五万九千人，马八万六千匹，可战兵仅三万人，余皆老弱。吐蕃兵力如此薄弱，唐德宗不谋收复失地，却力求讲和；尚结赞不坚守清水盟约，却想用诈计取长安，双方都做着愚蠢事，愚而诈的一方，后果自然要更坏些。自从唐德宗采用李泌的建议，吐蕃的强盛时期也就结束了。

吐蕃进行羌族的统一战争，在历史发展中是处顺势，因之阻力较少，很快建立起大吐蕃国。但是，战争进入唐本部境内以后，就显得能力与环境不能相适应，一直走失败的道路。吐蕃起初只知道地重，不知道人重，围凉州城时，乘城中人窘迫，宣告：我要的是城池，人不论老少都可以迁往唐境。取其他城池也是如此。李晟曾说，河陇失守，并不是吐蕃有多大的力量，主要是唐将帅贪暴，内附部落离心，民众不得耕种，展转向东迁徙，自己放弃土地。吐蕃不利用这种情形，争取城中人留下来，倒不是因为尊重唐人的爱国心，而是保持落后国家战争的惯例，即“出疆之费，亦无定给，而临阵所得，便为己有”，也就是出兵不准备粮草，让将士任意去掳掠。城中多有财物，要城池与掳掠财物，意思是相同的。到了知道地旷人稀，需要劳动力的时候，又进行掳掠人口的战争。七八六年，唐德宗给尚结赞信里说“又闻放纵兵马，蹂残禾苗，边境之人，大遭驱掠”。七八七年，尚结赞焚毁盐、夏二州城，掳走所有居民。同年，吐蕃大掠汧阳（陕西千阳县）、吴山（陕西陇县东南）、华亭（甘肃华亭县）三县，残杀老弱人，壮年男女万亲人全被掳去，放在安化峡（在甘肃清水县）西，准备分给羌、浑（吐谷浑）诸部，告被掳人说，准许你们向东哭别故国。众大哭，千余人投崖自杀。七八八年，吐蕃大掠泾邠等五州，掳去人畜二三万口。此后，吐蕃连年攻入唐境，破坏极为严重，沈亚之《临泾城碑》说“今（八一三年，唐宪宗元和八年）每秋戎人塞寇泾，驱其井（市）闾（民居）父子与牛马杂畜，焚积聚，残庐舍，边人耗尽”。唐边将因吐蕃不占据土地，掳人就走，反以驱敌出塞为辞，向朝廷报功道贺。边地民众受吐蕃和唐边将的双重祸害，处境该是多么危苦！吐蕃轻视和亲的利益，为掳掠财物和人口进行频繁的战争，使吐蕃民众劳苦厌战，唐民众流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