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英国人向乾隆介绍一艘名为“君皇”（RoyalSovereign）的军舰模型时，乾隆立即询问一些有关机械的问题，显示出他对舰上的大炮有着莫大的兴趣。事实上，马戛尔尼从来没有介绍过滑轮、气泵、化学和电动的装置，以及舰上的蒸汽机模型，马戛尔尼使团亦没有展示那个原本可能是作为礼物的经纬仪。经纬仪是当时测量经纬度的最新工具，相比满族沿用耶稣会士的测量方法去估计清朝的领土，经纬仪无疑更具效率。

这些仪器或交回英国印度公司，或是给了登维德。登维德向一些在广州的英国工厂介绍了这些仪器，并作了一些实验示范，当中亦有中国商人参与。对此马戛尔尼曾留下别具深意的记录：“如果登维德选择留在广州，继续他的示范，我敢说他很快便会发现，单是从中国学生那儿就能够赚取到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从一七九三年中国商人关注登维德的实验和仪器的情况来看，我们便会毫不诧异为何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后，能迅速注意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成果。

因此，马戛尔尼使团就得到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其实，早在1800年前，耶稣会士已经在中国替清朝监管着那些工业革命还未出现的传统工厂，并生产出许多奢华的工艺品。还有，中国早在十八世纪就已经拥有庞大的瓷器工业，生产和销售的瓷器数以百万计。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是，与中国瓷器工业相似的英国伟吉伍德（Wedgwood）瓷器，到工业革命期间已经开始大量生产。可是清朝的瓷器工业由以往的传统经营的工厂过渡为现代工业，要等到十九世纪后期才能完成。如果说中国在十八世纪对西方学说已经相对地开放，那为何尚要等待？

在1800年间，中国已经拥有三亿五千万人口，已经能制造书籍、瓷器、精密仪器和手工艺品，为何我们总要抹煞当时中国在科技上拥有的技术和庞大的生产能力，而支持一个以欧洲为主导的观点，把现代科技的兴盛完全归功于欧洲的工业革命？部分原因是那些从欧洲来的后继者，宣称他们十九世纪在亚洲贸易市场取得的成功，依靠的早期现代资本主义和科学。总之，早期来到中国的欧洲人士，纵然面对大量工业生产及中、印贸易，他们视线所及的，仍然完全是另外一番光景。

（作者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及历史学教授。本文系作者在香港浸会大学创校五十周年（金禧校庆）期间，受邀在该校所做的演讲节录。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彭淑敏翻译。艾尔曼教授是美国汉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他的教学及研究范畴包括中国学术思想及文化史、中国科学史等。其最新著作《现代中国科学的文化史》上月刚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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