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要反驳鲍敬言对政府的批判，葛洪的锋芒就失掉了。鲍敬言的态度之严厉，吸引了我们的注意。他说，君臣既立，各种花样必然滋生，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则下民贫，就算是号称清省，那些政治神话中的茅茨土阶，濯裘布被之类，亦不过“盗跖分财，取少为让”。各种检查核准，与其说是禁止坏事，不如说是官吏借之来做坏事，军力本是靖难的，却成了发难的工具。

他还说，桀纣这些人，若只是寻常匹夫，性格再凶恶，也做不成那些坏事。细民便有所争，不过小小，而国家之间的战争，却是最大的灾祸：“孰与王赫斯怒，陈师鞠野，推无仇之民，攻无罪之国，僵尸动以万计，流血则漂橹丹野……岂徒小小争夺之患邪？”

葛洪的辩解，不过是说有贤君，有暴君，不该把暴君做的事，怪罪到制度上面。这一辩解之所以无力，在于回避了国家政治的本性；而鲍敬言虽然没有去分析权力的性质，但他的断言里，已埋有对一切政府形式的怀疑。秩序是需要的，但秩序是否只能通过国家—政府来实现，或永远通过这一形式来实现，在这个问题上，两位思想家没有继续思考，继续论辩，是可惜的。

好的思想者还需要一个好对手。儒家形势上强盛，理论上却幼稚，把批判者也拖入低水平思考。加上缺少必要的思想工具，虽在现实中受着更大的刺激，这些思想者中间，也没有产生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洛克，这是可惜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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