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才女宋若莘在其所著的《女论语》中大讲妇女要“贞节柔顺”，提倡妇女“出必掩面，窥必藏形”，并且特辟一章，专谈守节。

宋儒程颢、程颐和朱熹所创立的道学(理学)更把“三纲”抬升为天地间永恒的天理，人们“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程颢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无私欲，则天理明矣。”(《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四)他们要求人们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寡妇要再嫁吗？这是私欲，当然要灭绝。因此，“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即使死，也不能改嫁。对此，清儒戴震指出：“人之饥寒号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无非人欲。”这些都是违反“天理”(三纲)的，因此，也是要灭绝的。这就是所谓“以理杀人”。

这种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但在明代以前，也只是一般的道德说教，并不是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

妇女是否要为夫守节、殉节，还受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诗经》中的许多爱情诗表明，男女可自由恋爱，女子可以自由选择，这是“诗经时代”(一般认为是从西周到春秋中期)原始共产社会群婚制残余的反映；唐太宗[注: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位皇帝，他名字的意思是“济世安民”。汉族，陇西成纪人，祖籍赵郡隆庆，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诗人。]曾下诏鼓励鳏夫寡妇再婚，则是受鲜卑族[注: 鲜卑族是继匈奴后在内蒙古高原上崛起的北方游牧民族。在两晋南北朝时，鲜卑开始建立政权，其中有慕容氏建立的前燕、后燕、南燕、西燕，秃发氏建立了南凉，拓跋氏建立了北魏。]的影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另外，历代最高统治者对此问题的不同态度也十分重要。因此历代对这问题有不同的表现，有过起伏变化，但总的趋势是由逐渐宽松到明清以后逐渐严格、僵硬，受封建思想毒害而牺牲的妇女越来越多。

孔子编的《诗经》收入许多爱情诗，大体上可反映“诗经时代”某些地方人们恋爱婚姻的观念。例如《郑风·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看来，男女自由恋爱，女方可以自由选择，妇女要守节的观念还相当淡薄。《诗序》在评论《风·桑中》时也承认，卫宣公[注: 卫宣公为人淫纵不检。作公子的时候就与其父卫庄公的妾夷姜私通，生下了长子公子急，寄养于民间。-weixuangong]之时，“公室淫乱，男女相奔，世族在位，相窃妻妾”。贵族私奔的事，史不绝书，就连孔子自己，也是男女野合而生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之父叔梁纥“与颜氏野合而生孔子”，后来孔子也没有因此而受社会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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