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灰色利益的驱使之下，灰色生存在不知不觉中就转化为官员的基本生活状态。张集馨在他的官场日记《道咸宦海见闻录》中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官场生态：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大宴会每月都有，小应酬则日日不断；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支杂支，总在二百余金。

本文摘自《灰色生存》，作者：宗承灏，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熟人的灰色地带

古代的权力结构中，尤其是地方的官府衙门里，官吏存在着很多获取灰色收入的管道。而在他们获取灰色收入的过程中，并不排除有人会突破尺度，坏了行规，但多数食权者还是会选择一边奉行官家制度，一边又恪守另一套灰色生存的规则，打打制度的擦边球。除非到了一个新王朝[注: 新朝（公元9年-公元23年），仅存十四年，是中国历史上很短命的王朝。开国皇帝王莽，西汉元帝王皇后的侄子。西汉后期，王莽逐渐把持朝政。]的初建阶段，国家机器与政治制度[注: 政治制度politicalinstitution 定义政治制度是指在特定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一并打破重建，这种灰色生存系统才失去了生存土壤。而在正常的年份里，就算食权者半明半暗地奉行灰色生存的那一套规则，往往也会被视为一种半合法的行为。

古代官僚制度是一种相对刚性的制度，它的主要特质就是命令和服从。这种制度所发出的辐射力量通常直接指向各级官员，而官员作为服从者往往处于被动状态。与制度的强大约束力相比，人是具有柔韧性的生命个体，是可塑的、可变的。人在现实和规则面前，就算是铁打的英雄也有弯腰的时候，所以这种被动的服从也就成为官家制度（政府正式的规章制度）的“异化”模式。

在异化了的制度面前，个人的力量显得微不足道，很多时候人也就被裹挟着成为刚性制度的一部分，于是有温度的生命个体就可能被制度物化。中国古代[注: 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中国古代是指先秦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zhongguogudai]官员的灰色生存和官僚制度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联系。可以说，权力集团中的灰色生存是官僚制度的一种异化，前者又反过来推动了后者按照独立的规则运转下去，结果两者相互强化，推动着历史不断向前。

古代官员的灰色生存与权力配置的特点和崇尚权力的政治文化的大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权力配置的特点来看，正式权力的暗箱操作是古代官员灰色生存难以真正被遏制的最主要原因。而所谓的“灰色收入”，也就是由行为人收取的，官家制度不认可其为合法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认定其为违法或非法，但又是有违社会公平公正的、不合理的那部分收入。

灰色收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能确定其来源的合法性，但又无法认定其非法性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将其划到灰色收入的盘子里。比如说逢年过节的官府衙门和各部门福利中，权力集中者所得会比一般官吏来得多，而人情送礼，也是官阶越高、权力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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