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由于罗马教廷反对，耶稣会[注: 耶稣会（拉丁原名 Societas Iesu, S.J.），为天主教的主要修会之一，1535年8月15日由罗耀拉的依纳爵·(St. Ignatius of Loyola)为因应当时新教 (Protes]传教士没有把欧洲16、17世纪科学革命的尖端科学，如哥白尼和伽利略的新发现及牛顿定律等传入中国。耶稣会传教士起初只告诉中国人“地球中心说”，后来改为“地球太阳双中心说”（指行星环绕太阳运行、太阳月亮环绕地球运行的说法，又称“第谷系统”），最后才提及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太阳中心说”，这样一改再改，前后矛盾，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自然缺乏说服力。况且，耶稣会传教士以传教为首要任务，引进西方数学科技为次要，这令清廷和明清士大夫怀疑他们的真正动机。

文章摘自《被误解的中国》 作者：梁柏力 出版：中信出版社

中国的情形在开始时和西方有点儿相像。宋代理学家程颐和朱熹重视“格物致知”，即钻研万物来找寻它们的道理法则，然后总结成为原理知识，而所谓万物包括自然事物和现象24。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里，便对朱熹等宋代理学家在自然科学[注: 自然科学是研究无机自然界和包括人的生物属性在内的有机自然界的各门科学的总称。认识的对象是整个自然界，即自然界物质的各种类型、状态、属性及运动形式。]上的贡献予以了肯定25。换言之，中国同样也有自然哲学，它和西方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自然哲学没有像欧洲的那样，在16、17世纪开始偏重实验方法和数学26。

到了明朝，在“格物致知”和“经世致用”的大前提下，很多实用知识（和知识）得到广泛传播，包括建筑、水利工程[注: 水利工程是用于控制和调配自然界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达到除害兴利目的而修建的工程。也称为水工程。水是人类生产和生活必不可少的宝贵资源，但其自然存在的状态并不完全符合人类的需要。]、地形、气候、天文历法、财务、贸易、农耕、谷仓储存、纺织等多方面的知识。当时不少著述，像陆应旸的《广舆记》、顾炎武的《肇域志》、杨慎的《丹铅总录》和李泰的《四时气候集解》等，都是有关实用知识的书籍27。

中国人也没有忽略数学的功用。古代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数便是其中之一。宋明理学重视“理、象、数”的结合。明朝南京刑部郎中项麟认为“盖天地之中，有理斯有象也，有象斯有数也，有数斯有据也”。换言之，要掌握理学，就必须拥有数学方面的知识。明代数学家朱载堉[注: 朱载堉（1536—1611年）生于怀庆府河内县（今沁阳市），字伯勤，号句曲山人，明代著名的律学家、历学家、数学家。-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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