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与极其严厉的惩罚。张献忠率大军长驱入川，以为这些知识分子必定会望风归顺，凭一纸檄书足以让他们俯首听命，因而除了武力，他没有用别的策略来缓和他与前朝士绅们的对抗，“搜求仕宦及起送卫所世职，皆杀之”。仅仅在《蜀龟鉴》一书中，我们便看到如下事例：“致仕按察祖浩正衣冠，骂贼以死；致仕大理寺正王秉乾骂贼死；新繁诸费经世与贼将有旧，欲官之，以坚辞见杀；汉州诸生陈元鹏，贼执不屈死；举人江禹泽妻陶氏偕妇张氏携手骂贼死；诸生刘昌祚以不屈死……”张献忠及其农民军所采取的极端措施非但没有使矛盾平息，反而将之激化。张献忠本人的偏激情绪是导致这种无辜滥杀的直接原因。张献忠作为大西军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如果不是一开始就进行肉体消灭，而是采取一种缓和的策略，相信情况会好得多。
二、实行恐怖统治
张献忠进入成都以后，为了尽快稳定秩序，实行了严密的军事管制和特务统治。根据《蜀难叙略》记载：“城门出入，必有符验登号甘结，犯则坐死者甚。众入城者面上犹加印记，若失之，则不得出，其后惟听入而禁出矣。”同时对城内居民还实行特务统治，广开告密之法，派人潜伏探查民间言论，“两三偶语，或夜中灯火，及夫妻子女语言间稍涉不吉，若未平、不稳、断绝、死败之类，次日并左右邻里十家皆斩之……其有不及报，而为他处发觉者，则并查事人亦诛之……”同时，张献忠还立剥皮、连坐之类的酷刑，其刑法尤为残暴，近乎变态。对行刑者，如果“剥未毕而死”，就连行刑者也一起给杀了。“凡有犯，始杖百笞千，次重割耳鼻，次重断手足，次斩，次凌迟，次割如鹅眼大，以五百刀为限，数满释之，极重剥皮……”刑法如此苛严，让人难免对这个农民政权望而生畏。在登基为帝后，张献忠也大肆推行封建帝王的避讳之举，“凡碑碣坊梁以大明、大顺纪年者诛。及一方文字称谓有误及献忠一字者十家连坐”。
这些措施目的虽然可以理解，但却打上了恐怖的烙印，让人不寒而栗。这对于刚刚诞生的新政权来说是极其不利于争取人心的，就连普通的老百姓也难以对这个农民政权产生认同感的。
上一页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