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学术兴旺、文教昌明，为《四库》的纂修创造了有利的文化条件。至康熙初年，随着清王朝统治的稳定，满汉文化由冲突而走向合流。“崇儒重道”成为基本国策，清圣祖提出“文教是先”，把文化教育作为治国的根本大计。为此，康乾时期，一是努力用儒学去统一作为社会中坚的知识界思想，将经学引向以经学考据为主的学问。同时加强文化高压，扼制清初以来的经世致用思想，从而迫使知识界将学术研究脱离现实，回过头来从传统经学中寻找依据，对儒家经典进行诠释、考证，乃至致力于文字、音韵、辨伪、校勘等方面的努力。缘此发展，对传统学术进行全面整理和总结便成为有清一代学术文化的显著特点。这在学术上典型表现为乾嘉学派的形成风靡朝野，在文献搜集整理上典型表现为《四库》的纂修。而乾嘉学派中诸如戴震等前辈名宿大多参与了《四库》的纂修，其间经历了对历代文献的整理总结以及对自身学术的砥砺精研，因此《四库》的纂修对乾嘉学派的形成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二是以优越的待遇网罗汉族知识分子为王朝所用。继科举取士制度恢复后，康乾时期两次开考博学鸿儒科，以更大的优惠吸引名宿大儒，一经录取，俱授翰林院官职。当时有代表性的大儒多被其成功笼络，实现了清廷与广大汉族知识分子的全面合作。再加上相关的促进学术文化事业发展的政策和举措，从而造成了以考据学为主流，人才辈出，著述如林，学术文化空前繁荣的局面。这无疑为《四库》的纂修作了必要的学术积累。而且《四库》纂修，当时的知识界群英荟萃,如总纂官纪昀、陆锡熊，总阅官陆费墀，纂修兼分校官戴震、周永年、邵晋涵，总目协勘官任大椿、程晋芳，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朱筠、翁方刚、姚鼐，缮书处分校官金榜、赵怀玉，篆隶分校官王念孙等，多为学界时俊。说明此书的成功纂修，与清廷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成功笼络是分不开的。三是组织人力编纂各类图书。康乾时期，经学、诗文、史学、典制、性理、音韵、数学、天文、历法、地理、名物等各类图书都有大量汇编，类书、丛书层出不穷。特别是万卷之巨的《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是继明《永乐大典》之后汇古今图书于一体的又一部特大型类书。这些可以看作是《四库》纂修的前奏。四是图书的访求，为《四库》的纂修提供了更多的可供选择的文献。在清初倡导“儒藏”的影响下，访求天下遗书成为当务之急，所以高宗屡次颁诏访求。至乾隆三十七年，又一再严令搜征天下遗书。安徽学政朱筠率先响应。次年初，他再次上书，提出辑校《永乐大典》的建议，被朝廷采用。乾隆皇帝钦定书名为《四库全书》。伴随着此书的开馆纂修，清廷亦开始大规模搜访遗书。《四库》收录图书3400多种、79000多卷，而未予著录、于总目中仅存书名者便多达6700多种、93000多卷，还有因诸多原因而禁毁不存的大量图书。如此众多的图书，除了部分来源于国家藏书之外，数量最多的是来源于各地督抚学政搜求进呈的图书，总计不下12000余种。

　　4．专制集权、文化高压，给《四库》的纂修打下了深刻的历史烙印。处于封建社会后期的康乾时期，专制集权达于极端。再加上民族矛盾等原因，文化高压政策也达于极端。尤其是雍乾时期，文网严密，文字狱迭兴，诛连不已，稍“不安分”，便可能招至杀头之祸。在《四库》纂修开馆后的15年里共发生文字狱48次之多。在这种文化高压政策下，纂修《四库》的文化整理过程，同时也就成为一次文化摧残和洗劫的过程。虽然在全国发动大规模征书、献书运动，但“寓禁于征”才是其真实意图。在《四库》纂修期间，历代典籍遭全毁或抽毁的共达3100多种、151000余部，销毁书版亦达8万块以上。其余图书则以应刻、应抄、存目三类分别予以处理。这些，应是我们在分析康乾盛世与《四库》之纂修关系时所应当记取的教训。

稿件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