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实际而言，废止京畿“圈田令”，还仅是个局部问题。对全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康熙帝提倡和奖励垦荒。且不说关内各省经济残破，即如关外清的“龙兴之地”，也同样是“荒城废堡，沃野千里，有土无人”，无法耕种　　。顺治时，曾规定鼓励垦荒的政策，由于战争还在进行，此项政策收效不大。到康熙帝即位，才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康熙元年，下了一道严令：各省荒地“限自康熙二年始，五年垦完。六年秋，请旨遣官严查。各省垦过地亩，如荒芜尚多，督抚以下分别议处”　　。这以后，康熙帝又规定了具体条例，把垦荒和人口增加与否，作为考核各级官员升降奖罚的基本依据。康熙帝说得好：“自古国家久安长治之谟，莫不以足民为首务，必使田野开辟，盖藏有余，而又取之不尽其力，然后民气和乐，聿成丰亨豫犬之休。”　　康熙帝着力于“劝垦”，正是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积蓄丰厚的物质财富。

　　为了调动农民归乡、垦荒的积极性，康熙帝一再放宽起科的年限。开始，一般都定为垦荒三年起科，至康熙十年，又延至四年，再改为六年。十二年十一月，康熙帝又指示：“嗣后各省开垦荒地，俱再加宽限，通计十年，方行起科。”　　以后，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起科年限又有所缩短，各省规定不尽相同，三、五年不等。到康熙帝后期，“国用已足”，对一些新垦荒田仍“不事加征”　　。垦荒政策贯彻康熙帝执政的始终。广大农民受到鼓励，并得到垦荒的实惠，生产的积极性随之而提高了。康熙十三年，“定招民开垦酌量试用之例”：凡贡、监生员、民人垦地三十顷以上至百顷以上者，奏送吏兵二部，试其文化程度，授与知县，县丞、守备、百总等官　　。条例还特别鼓励殷实之家即地主乡绅垦田。他们家给富足，有条件多垦荒，所以，所得利益最多。

　　通过垦荒，其土地即归开垦者所有，“不许原主复问”。还有一部分土地，即明朝皇室勋戚的庄田，均并入所在州县土地，“与民日一体给民为业”，此一田地称为“更名地”。愿认领“更名地”者，需向当地州县官府缴纳“易价银两”，实际是变价出售给农民。康熙九年（1670），规定“更名地”与民田一例输银，免其纳租，取消易价银，已征收的，可抵下年正赋。这项改革，使农民增加获得土地的机会，也减轻了负担。

　　康熙帝在位时期，垦荒与耕地稳步增长。以康熙二十四年为例，该年土地为五百八十九万一千六百余顷，比顺治十八年增加了五十多万顷。康熙五十二年，康熙帝说：“今天下户口甚繁，地无弃土。”　　至康熙六十一年，达到八百五十一万九百九十余顷。　　

　　康熙帝一直很重视兴修水利。他认识到水利与发展农业生产息息相关，把它看成是自己为政的一件大事，一直到逝世，他始终没有放松对水利的整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