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藩之初，顺治帝为鼓励他们忠心任事，辅弼皇室，不惜赐与-上种种特权，他们以此不断扩充各自的实力。福建“鱼盐之利为天下最”，耿精忠“横征盐课”　　，又利用海运之便，同荷兰及东南亚各地-贸易，毫无顾忌。尚可喜在广州私设征收苛捐杂税的“总店”，从日常菜蔬、鸡豚，到铜、铁等矿植物无不抽税，每年私收白银不下十余万两　　，总之，一切“利归王府”　　。人们不禁感叹：“藩府之富几甲天下”！　　

　　尚、耿两藩的势力虽迅速发展，但与吴三桂无法比拟。三桂享有比他们更多的特权。顺治十六年，皇帝命他总管云南军民一切事宜，特谕吏、兵两部：凡云南文武官员举黜，皆听三桂裁定。康熙元年，索尼四辅臣又命三桂兼辖贵州，应允三桂所请，“贵州一切文武官员兵民事务，俱照云南例，著平西王管理”　　。于是，云、贵两省真正成了吴三桂的独立王国，“所辖将吏，选用自擅”，各省员缺，也以其部属推选除授，谓之“西选”，“西选之官遍天下”　　。不仅如此，他以各种手段聚敛财富，征收重税，垄断盐、铜之利，经营名贵药材的采买售卖，牟取暴利。三桂把大量的金钱一方面用于“收召人才，树立党羽”；一方面放高利贷给富商，称为“藩本”。三桂的实力比耿、尚两藩更为雄厚。

　　三藩的存在，已成为国家经济上的巨大负担。他们在其藩镇所得，都窃为已有，还从朝廷索取大量饷额和经费，用于养兵和行政开支。以顺治十七年为例，云南一省岁需俸饷九百余万两，加上福建、广东两省的饷银，共需二千余万两。而本年度全国军饷也不过一千七百余万两。康熙五年，左都御史王熙指出：“直省钱粮，半为云、贵、湖广兵饷所耗。就云贵言，藩下官兵岁需俸饷三百余万，本省赋税不足供什一，势难经久。”　　因此，“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　　，实非虚语。三藩需求之巨，不仅使各省为难，也使负责此项差使的户部疲于应付，整个财政为此时常陷入措手不及的困难境地　　。

　　在康熙帝即位之初，三藩已成割据之势。索尼四辅臣执政时期，对三藩采取笼络、包容之策，希图利用他们的力量对付南明、农民军余部，及土司的叛服无常和海上郑氏的抗清力量，因而听任三藩所为，更助长其势力的急速膨胀。三藩横行南疆，影响及于全国，这不能不与日益加强的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产生尖锐的矛盾。

　　康熙帝亲政后，就“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之宫中柱上”　　。他以敏锐的目光已看出“三藩势焰日炽”　　，已构成国家的心腹之患，把它列为自己亲政所必须解决的三件大事的第一件大事，时刻思虑裁撤的时机与办法。

　　康熙帝早有撤藩之意，但又虑及“三藩俱握兵柄”，不敢贸然采取行动。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已洞悉朝廷意图的尚可喜首先提出撤藩，要求“归老辽东”。这就给康熙帝提供了解决三藩问题的一个难得良机。康熙帝趁势顺水推舟，立即批准，对他这一主动行动给予高度评价　　。三桂与精忠得此消息，心不自安。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在京师“希探上意，驰书于桂，令亦如尚、耿之请，从中画谋，弥缝可独留”　　。吴三桂依计而行，于同年七月也向朝廷请求撤藩，与此同时，精忠也提出同样的请求。康熙帝当机立断，一概批准。但对吴三桂是否也撤却产生了不同意见。除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等极少数人赞成康熙帝的决策外，大多数廷臣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吴三桂镇守云南以来，“地方安定，总无乱萌”，如将吴三桂迁移，还得派兵去镇守，耗费大，不免骚扰地方，不如令三桂继续留镇　　。康熙帝令议政王大臣会同户、兵两部，又扩大到九卿科道，几经讨论，始终没能取得一致意见，最后仍请康熙帝裁决。　　康熙帝力排众议，正式作出撤藩的决定。八月二十四日，康熙帝以手诏勅谕三桂，在肯定他的巨大功绩之后，笔锋一转：“但念王年齿已高，师徒暴露，久驻遇荒，眷怀良切，近以地方底定，故允王所请。”他特别强调指出，撤藩之举，使吴三桂北来，“慰朕眷注，庶几日夕觏止，君臣偕乐，永保无疆之休”。他向三桂保证，迁移安插都已妥善，“王到日，即有宁宇”　　。康熙帝在这份手诏中，温语洋溢，关怀有加，丝毫看不出朝廷对他的疑忌，但他明确暗示，一经撤藩，可使君臣两相无猜，吴三桂可保荣誉，共享太平之福。应该说，这是一项很好的解决办法，如果吴三桂接受，自然就会避免一场战争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