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昶后来为戴震作墓志铭，钱大昕后作《戴先生震传》详细记录了戴一生行谊及学术成就。

　　戴在京时，无锡秦蕙田为礼部侍郎，正编撰《五礼通考》，其书把戴震的《勾股割圜记》二篇全部收入，关于天文历法部分也往往采用其说。

　　乾隆二十一年，戴震仍留京，在吏部尚书王安国寓，为王之子王念孙授读。王念孙与其后的段玉裁，成为戴震最著名的两个学生。王的《读书杂志》、《广雅疏证》，段的《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是清代学术史上有卓越成就的著作。

　　乾隆二十二年王安国去世，戴震自京南下，在扬州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署中认识惠栋。这时，考据学者中有吴派、皖派之分。这主要是就其居住地区而言，在学术上也有所同异。惠栋是吴派大师，戴震是皖派大师，两人的结识也是很有学术意义的。次年惠栋去世，戴震在《惠定字先生授经图》中曾提出：

　　夫所谓义理，苟可以舍经而室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①

　　他认为学术理论见解的提出，要有所依据。这与他所说的“圣人之道在六经也。凡学始乎离词（分析词句之意），中乎辨言，终乎闻道”②，是一致的。

　　然而如果认为“不出于圣人之经，皆非学也”③，那就显示出片面性来。事实上戴震的社会-思想运用了大量经典语言，但表达的是他本身的经验与体会。

　　戴震二十九岁始入学为秀才，到四十岁才乡试中举，以后六次入京会试不第。在当时以科举为正途出身，是普遍的社会心理，而未能入翰林院，对于众望所归、久负盛名的戴震无疑是一个实际矛盾。

　　明清科举制度的主要应试内容，是拘泥形式的八股文与试帖诗，而戴震的学术与思想，则远超出这些肤浅的取士之法。他本人对科举的评论是：

　　其流弊，苟焉皮傅，剿说雷同。学不一二年，目不睹全经，掇拾巍科高第，不必素所蓄积也。故不见师友之盛如古昔，岂非徒趋利禄，加以得之固易哉。……士之贵学，岂如是而已哉。①

　　他指出科举之士，掇拾科名，争趋利禄，往往是没有实学的人。

　　戴震于乾隆三十四年第三次会试不第，往山西布政使朱珪处，被聘修《汾州府志》。王辑五是汾阳县人，戴为之作墓志铭，在墓志中借题发挥，写出科举制度流弊并表达自己的感慨，当在此时。

　　由于会试屡次不中，又不能放弃这一途径，戴震从四十一岁到五十五岁，一再往来南北。

　　四十一岁时，戴震在京，段玉裁相从讲学，后致函自称弟子。这年会试落选后，往江西瑞州（今江西高安、宜丰县境），曾作《凤仪书院碑记》，又提出通经致用的理论。他说：

　　夫士不通经则材不纯，识不粹，不足以适于化理。故用经义选士者，欲其通经，通经欲纯粹其材识，然后可傅之化理斯民，克敬其事，供其职。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