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乾隆帝还对雍正朝以来形成的中央政府和地方缙绅之间颇为紧张的关系进行了调整。地方绪绅是清朝统治的社会基础，雍正朝以前，清政府曾给予他们一定的特权，但是，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包揽词讼，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抗缴赋税，他们的所作所为严重地危害了清政府的利益。至雍正时，先后决定革除所谓儒户、宦户等名目，并推行了士民一起当差的政策，对其中的违法者予以严厉的打击。这些措施的推行，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朝廷对地方基层政权的控制，但却使政府和其政权的支住地方绅衿之间的关系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长此下去，对于清政府的统治是十分不利的。乾隆帝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即放宽了雍正朝为惩治不法绅衿而制定的各项限制措施，对生员欠粮、包讼等不法事的处分分别改宽改缓。不久，又把举贡生员的杂色差摇一并豁免。这些措施，比较雍正帝的限制政策，应是一个倒退，但在当时却收到了扩大统治基础的效果。

　　乾隆帝一方面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关系，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又采取步骤纠正或放弃雍正帝推行的一些错误政策和措施。例如，由于崇信“祥瑞”，迷信炼丹长生之术，因而被臣下和僧道蒙蔽，严重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和政务。乾隆帝不信丹术，将宫中僧道驱逐出官，下令严禁呈报“祥瑞”，“凡庆云、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许陈奏”。从大的方面来说，雍正帝在施政过程中也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例如，他推行耗羡归公政策，地方官员便迎合他的谕旨，多征多交耗羡，结果却加重了人民负担，地方官员的利益不受任何损害。讲求地方官员的治绩，鼓励垦荒，地方官员则隐匿水旱、奏开垦，谎报政绩，而将负担转嫁到一般农民身上。为劝农而实施奖给老农八品顶带的办法，实际上多为乡曲无赖所垄断。为解决八旗主计问题，曾在京师附近试行井田制，八旗子弟却盗卖官牛、出租土地，井田制则变得不伦不类。对于这些问题，乾隆帝一即位就连颁谕旨，分别予以纠正。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乾隆帝规定，以后各地奏报垦荒田亩时，“必详办查核”，“不得丝毫假饰以滋闾阎之累”。同年十一、十二月间，又连下诏书，命令江南、四川、陕西等地减少耗羡成数。乾隆元年（1736）七月，停止实行老农顶带之例。同年十一月，废八旗井田为屯田。乾隆帝以很大的勇气调整和纠正了雍正朝某些失误政策，当然他也继承和发展了雍正时所有积极意义的政策，这就使得乾隆朝的-和经济在康熙、雍正两朝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对清的统治全盛局面出现，是一个良好开端。
百务俱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