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活动及其发展，是离不开各有关时期的-形势的。康熙初年，发生过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鳌拜四辅政大臣操纵议政王大臣会议以压抑皇权的事；随后，又爆发了以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为首的三藩叛乱，康熙曾一度恢复主要由满洲亲王主持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由它掌握核心机密，“凡军国重务不由阁臣票发者，皆交议政大臣会议”，“凡令仪政王、贝勒、大臣会议之事，俱系国家重大机密事务，会议之时，理应极其慎密”。这显然是一种非常时期的应变做法。而且，过分地将大权交付给议政王大臣会议，还必须防范到它对皇权的威胁。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设立南书房，由皇帝亲自挑选某些经过精审确定的亲信文人入南书房办事，组成自己直接控制的机要秘书班子，许多重大政务已不再交付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改为径由南书房传渝或遵旨起草上谕，甚至收纳来自各地的密奏小折，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更直接地行使皇权。到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设立了军机处，创建了朱批密折制度，一切都由皇帝“乾纲独断”，议政王大臣会议更是名存实亡，变成一些不当权的贵胄世爵挂靠之地，或者是给予一些大学士、尚书之类官僚例兼虚衔的部门。雍乾时期，皇帝专政集权体制已经发展到顶峰，作为军事民主合议制残留物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当然已无存在的必要。它的趋于衰败以至最后披裁撤，乃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