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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戊戌变法与光绪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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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戊戌变法一百年，“旧文新识”以梁启超的《政变原因答客难》建栏，以祭先贤，且充时论。《战略与管理》设“旧文新识”栏，起意于数年前，今日终于实行。《战略与管理》以有言于当代为风格，却专设栏目钩沉旧文，求同存异，有往必复，是其办刊思想成熟的一个标志。论近事者必得有静察往事的耐心，作时文者须得有玩味旧文的余情，才能成一种健康的心智。谁不知道当前有千端经纬、万顷洪水，读书人难免心热情急甚至手舞足蹈。但是且慢。越是世事纷扰，真正的思想者越应该从容不迫。思想者思想的素心应该既为时事所动而又不为时事所动摇，在现实的万般困惑之中知识分子更应该重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远图。当此国土和人民承受无限重负和巨大痛苦的关头，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如果自谋全身、自得清凉，定难脱轻薄之罪；但如果心浮气躁、一触即发，亦难逃浅薄之讥。
《战略与管理》过去曾有“历史回顾”、“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等栏目重述旧事，但重述旧事毕竟出于今人之口，已成为当代事件；而“旧文新识”则是直接地移历史于眼下，将今人拉进历史的情境、语气与声色之中，使人与历史有肌肤之亲。这篇《政变原因答客难》原刊《清议报》第三册，其撰写其印行就不出戊戌当年。其时文章作者也是变法与政变的当事人梁启超正亡命日本横滨，痛于死于菜市口的“六君子”和囚于瀛台的光绪帝，忧于风雨飘摇、愈救愈危的国运，心中翻腾着百日维新风起云涌、刀光剑影的日日夜夜，所以下笔如对仇敌，今天读来仍觉得文有锋刃，气概逼人。要使人认识历史，再忠实的史笔哪比得上这样当时的檄文。不过，有意思的是，梁启超的文章虽然为当时而作，但我从发黄的故纸中捡出重读，百年之下竟觉得这文章简直是他起于地下而写于今天：他的论题无意中与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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