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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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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重要的。但是,要治理好国家,决不是君主一人之力所能济事。因为“万机百度，不可独当”。任何君主都必须选用官吏以分担治理的大任；而君主本身则必须做到“临万机之事而不敢独断”,“纳群臣之言而不敢偏听”,特别应当和臣下一样严格守法。他强调指出，法律法令是使“天下画一”、不因贵贱亲疏而任意轻重的“衡鉴”，必须公正运用。为此，君主一定要“舍一心之私”以“示天下之公”。在具体执法时，要坚决取消根据“臣下上言密陈”而作“内降处分”的制度。因为“密陈”“未可尽以为实”，而且有的“言伪而辩”，即使明察的君主，也难免要受到蒙蔽。如果一听到“密陈”，便不分青红皂白，实行“内降处分”，极易因为处理错误而“动摇赏罚之柄，隔离君臣之情”。即使“密陈”属实，所作处分不出于国家司法机关，而出于内廷君主个人，也必然会造成“内外相疑，政教不一”的结果。
要求加强司法监督，以防“枉滥” 他认为当时的官员大多“愚暗”，“民讼不能辨，吏□不能防，听断十事，差失者五、六”，而上级司法部门又不能逐一审核，因此出现“刑罚不中，日有枉滥”的情况。他指出，作为“评天下之法，生死荣辱系于笔下”的审刑大理寺（见历代狱讼官署），如果对于千分之一二上报复核的案件，还不能明察情实，仅作书面审查，便予批准，那是违背恤刑慎罚的要求的。为此，他力主加强司法监督： ①办案首先要求原其“情理”，审其“刑名”，弄清事实真象，然后正确确定罪名。例如官吏私自挪用“公使钱”，便不应适用“监主自盗之法”；因管理河流交通不善造成损失的“公罪”，便不应以“私罪”论处。② 严格限制“类推”的适用，要求选辅臣一员兼领审刑大理寺，“检寻自来断案及旧例，削其谬误可存留者著为例册”，以作断狱的参考。③加强刑部专责办理申诉案件的职能，规定“凡天下诉冤之奏尽委刑部办之”，并为使刑部有权“尽行驳正”错案，也选辅臣一员兼领刑部职务。④规定每岁岁终检查全部断案情况，举凡“差失公事”以及“辩雪过负冤人数”,均详细报呈审查,如发现“刑狱法官有用法枉曲、侵害善良者”，“详其情理，别行降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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